2024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超出市场预期的表现令多家国际投行纷纷上调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去年底，我们预测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9%，今年3月做了一次调整，将今年全年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5.2%。”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表示。
5月22日，在2024年摩根大通全球中国峰会媒体见面会上，朱海斌解释道，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强劲主要由生产拉动，表现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于整个经济的增速。工业增加值高增，一方面在于今年以来出口表现亮眼；另一方面也与国内政策支持下制造业投资的高增长有关，尤其是一些高新科技板块，如新能源、电池、先进制造等。
此外，2024年以来日元、韩元等亚洲货币出现贬值潮，人民币也存在一定贬值压力。就市场关注的人民币汇率走势，朱海斌认为，短期人民币兑美元会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压力程度更多取决于美联储降息的时间点和降息速度。一旦美联储在下半年启动降息，利差因素对于人民币，甚至包括对于日元贬值的压力会明显淡化。因此，预测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振荡，大概在7.2~7.3之间。
房地产政策积极信号明显，但需求恢复仍需持谨慎态度
“出口在今年年初以来表现亮眼，尤其以出口的量计算，我们推算在前4个月，中国出口量增长两位数，超过10%，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局。”朱海斌表示，预计今年中国出口增速与全球贸易增速会基本持平，也即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会维持在14%~15%区间。
他进一步解释道，出口之所以表现亮眼，背后有多重因素推动。一方面全球经济整体好于预期，今年一季度全球经济环比增速由去年四季度的2.6%上升至3.2%~3.3%，整体外需环境在改善。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加强出口多样性和分散化的策略密切相关，表现在新兴市场出口份额持续增加，“新三样”等产品的出口比重持续提升。此外，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增强。
从投资角度来看，制造业投资表现优异，但房地产投资前四个月接近10%负增长，新房销售、开工、竣工等指标同比下跌。这也导致了近期新一轮房地产刺激政策加码。一方面，需求端央行主导进一步放松房贷政策，将首套房首付比例降至15%，为历史最低。另一方面，鼓励地方政府购买库存房，转为保障房和租赁房。央行推出3000亿再贷款资金，预计可支持5000亿银行信贷，最终可能达到6000亿~7000亿的规模。
“保交楼和去库存的政策方向正确，通过再贷款支持地方政府购买未售住房，将存量商品住房转为保障房和租赁房，具备多重积极效果。”朱海斌说道，一方面，增加保障房和租赁房建设，可部分对冲商品房投资下降；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速度，缓解库存压力。同时，这也能间接刺激内需，通过增加保障房和租赁房供应，有助于提升受益家庭的消费能力，加快市民化进程。
尽管政策积极信号明显，但朱海斌也提及，对房地产需求的恢复需持谨慎态度。诸如家庭收入预期、市场对于房价预期等导致需求不足的因素，需要政策进一步放松以及市场进一步调整。
此外，消费、服务业、基建行业则相对中性，增速与整体经济持平。“目前来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整体表现开局良好，当然经济中仍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房地产及消费复苏的可持续性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领域。”朱海斌说道。
在通胀预期方面，朱海斌认为，今年无论是CPI还是PPI都会缓慢上行，低通胀的压力仍有可能持续，“整体而言，生产端的复苏强于消费端，或者说第二产业的复苏强于第三产业的复苏，国内仍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我们也呼吁政府有更多刺激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出台”。
预计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7.2~7.3区间小幅震荡
2024年以来美元指数维持强势，这令不少国家货币承压，其中日元、韩元等亚洲货币出现贬值潮，人民币也存在一定贬值压力。在此背景下，今年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怎样的走势？
朱海斌表示，今年以来市场对美联储降息节奏的预期发生了较大的调整，年初普遍预计今年将降息6~7次，现在缩减为1~2次。美国的长债利率在上升，美元重新走强，日元暴跌，人民币兑美元也面临着短期的贬值压力。不过，从基本面来看依然存在不少支撑人民币相对稳定的因素，比如从贸易角度来看，最近几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基本保持在GDP的1%~2%之间，属于可接受的持续顺差范围，对人民币汇率有所支持。
“最近市场更多关注利差对汇率双边的影响。短期人民币兑美元会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压力程度更多取决于美联储降息的时间点和降息速度。一旦美联储在下半年启动降息，利差因素对于人民币，甚至包括对于日元贬值的压力会明显淡化。因此，我们预测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振荡，大概在7.2~7.3之间。”朱海斌说道。
此外，就市场关注的今年央行降息时间点的预测，朱海斌认为，下一轮降息时点大概率会在6月。“结合4月经济数据，虽然我们预测CPI、PPI环比在下半年会逐渐好转，但目前仍是制约宏观包括企业盈利周期好转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面对低通胀压力，降息也是应对政策之一。”
朱海斌认为，影响央行降息时点的因素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外部与美联储降息时点和速度相关，从内部来看，银行体系利差目前接近历史低位，央行下一步降息的时点和力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改革，通过降低负债端成本，从而继续推进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