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美西方不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调，宣称中国新能源产品的过剩产能冲击、威胁国际市场，进而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究竟什么是“产能过剩”？中国新能源产品出现“产能过剩”了吗？欧美为何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并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加征关税？

　　6月18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针对上述问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陈玉宇认为，当前人们对于“产能过剩”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有很大一部分被指为“产能过剩”的供求不平衡，其本质并不是供给过多，而是经济周期性的需求疲弱、总需求不足导致的。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而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其发力的方向并不是“去产能”，而是“扩内需”。

　　陈玉宇指出，新技术、新产业出现供求不平衡和超前建设并不能认定为“产能过剩”。现在美欧鼓吹的“产能过剩论”“补贴倾销论”指责毫无依据，只是基于本国利益发动贸易争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托词和借口。

　　陈玉宇建议，尽快与欧美就新能源产品贸易问题展开谈判，同时也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支持我国企业出海。

　　所谓“产能过剩”很多是需求不足

　　《21世纪》：近期美西方不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甚至对中国相关产品加征关税。你怎么看“产能过剩”问题？

　　陈玉宇：谈“产能过剩”需要首先明确其基本的含义，“产能过剩”是指实际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超过了正常期望水平的状态。简单说，就是产能的供求关系中，供给大于需求。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需求是相当不稳定的因素，宏观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波动一般源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变动，这些变动将打破原有的、趋于平衡的供求关系。

　　当前人们对于“产能过剩”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有很大一部分被指为“产能过剩”的供求不平衡，其本质并不是供给过多，而是经济周期性的需求疲弱、总需求不足导致的，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而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其发力的方向并不是“去产能”，而是“扩内需”。

　　举例来说，市场主体会根据对中长期收入水平、消费偏好等因素预判某些行业、某些产品的需求，这是基于合理的、根本性力量所决定的需求。比如，我国的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业，还有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的供给并不是过剩的，如果产能不再增长，几年后大概还会出现供不应求，而当下只是需求没有被充分释放。

　　真正意义上的“产能过剩”，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某些领域的产品需求在减少，原有的产品供给出现长期性、结构性、本质性的过剩。有部分行业是绝对量上减少了，比如被淘汰的过时产品，另一部分产品需求是在份额上会有所减少，比如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小于1的产品，这就需要通过市场竞争的力量让低效率企业出清，才需要限制产能增长或者“去产能”。

　　《21世纪》：对于供给大于需求的产品，要如何判断其是“需求不足”所致，还是真的“产能过剩”？

　　陈玉宇：要判断一类产品是否真的是“产能过剩”，主要还是看需求，不仅要看短期需求，也要看中长期需求。这其中比较常用的衡量标准就是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其主要衡量消费者对某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随收入改变的反应程度。

　　当某类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时，即收入增长10%，需求增长10%或更多，则该类产品应当扩张产能以满足需求增长；当某类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处在0至1的区间时，即收入增长10%，需求增长大于0但小于10%，这时候该类产品的产能扩张应当减速；当某类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等于0或为负值时，即收入增长10%，需求不变或负增长，这时候该类产品不仅不应再扩张产能，甚至应当限制、缩减部分存量产能。

　　以服装纺织品为例，20世纪90年代，我国曾出现过一轮纺织品生产过剩，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对于服装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是小于1的，对于服装的需求增速慢于收入增长速度。即使绝对量还在增长，但是所占的需求份额是在缩小的，因此市场竞争就将变得更加激烈。

　　十多年前，我国也曾出现过钢铁等原材料的产能过剩，当时一些“地条钢”充斥市场，一些符合国家标准的钢铁企业因为成本所限竞争不过低质低价的小钢铁厂，从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就产能水平看，“地条钢”不仅短周期是过剩的，放眼10年后、20年后都是过剩的，因此就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单靠市场出清这个过程比较慢，因此也需要一些政策引导。

　　新技术、新产业超前建设不是“产能过剩”

　　《21世纪》：近年来包括光伏、锂电池等新兴产业情况如何呢？这是否该被认为是“产能过剩”？影响供求平衡的原因有哪些？

　　陈玉宇：新技术、新产业出现供求不平衡和超前建设并不能认定为“产能过剩”。

　　从长期看，市场对于新产业的产品是有需求的，而且需求会呈现扩张趋势，之所以没有能够立即释放需求，主要是新技术或没能与其他短板协调起来，这需要做好相应配套，要有互补性的技术参与。

　　此外，市场和消费者在认知方面也会有滞后性，接受新技术、新产品也需要一定时间。比如，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产业飞速发展，市场主体聚焦算力领域建设了智算中心、超算中心，但一些大模型应用还没有成熟落地、算力通信网络支撑也存在薄弱环节，这并不意味着算力中心建设是“产能过剩”，随着产业领域协同发展，这些产能将会得到有效利用。

　　在新技术、新产业领域，适度超前建设是必要的，因此产生的供求不平衡也是经常会出现的，并不需要太过紧张。

　　《21世纪》：为什么西方要给中国一些新能源产品打上所谓的“产能过剩”的标签？

　　陈玉宇：现在美欧鼓吹的“产能过剩论”和刚刚谈到的供求不平衡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基于本国利益发动贸易争端的一种托词。他们不会关心中国的基础设施产能有没有过剩，也不会关心落后淘汰产能有没有过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直反复强调，美国将以优势地位为基础与中国保持接触，并寻求“能够掌控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产业端，保持优势地位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自身拼命发展将其他国家甩开，另一种是在别国发展的路上使绊子，让其发展得慢一点。

　　为了达到“优势地位”，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不允许向中国出口光刻机等先进设备，他们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不允许中国的技术更强大。

　　然而，在新能源领域，美欧却没法通过限制出口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去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等关键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重约为70%。中国新能源车在全球新能源车销售总量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二。为了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美欧选择了采用贸易保护措施，而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就是欧美为施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找的托词和借口。

　　在我看来，在国际贸易领域采用这样的方式方法，已经背离了良性竞争范畴，其本质是一种“劣质竞争”。美欧不愿意承认自身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劣势，反而指责中国的行业比较优势是“产能过剩”，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媒体和评论家经常讽刺美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自身产品竞争不过中国，还不让老百姓用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

　　保持出口占GDP的合理比重

　　《21世纪》：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研能力、技术积累似乎相较欧美还有差距，但为何新能源产业能如此快速地发展？

　　陈玉宇：总体上讲，美欧的科研能力、技术实力还是比中国要强一些的，在新能源领域我国的技术优势也没有到碾压的程度，甚至实验室中的一些尖端前沿领域依然是美欧领先一些。

　　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国政府用政策支持了新能源市场需求，这个市场激发了新能源产业快速落地应用、迭代，并形成了产业竞争力。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我们看到在国产新能源汽车刚刚问世的初期，政府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了补贴，这个补贴并不是给予生产端的，而是给予需求端的。

　　可以看到，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术创新，以及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这不是依靠补贴取得的竞争优势。美欧等关于“产能过剩论”“补贴倾销论”的指责毫无依据。

　　《21世纪》：针对当前我国产业发展的问题，你有什么政策建议？

　　陈玉宇：在国际贸易方面，建议尽快与欧美就新能源产品贸易问题展开谈判。这不是说我们做错了，而是出于尊重对方安全和稳定的需要，从而避免对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双方贸易的负外部性。

　　与此同时，我国净出口在GDP的占比水平要保持住。2023年我国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为18.6%，较2022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研究测算认为，16%至25%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要保持一定的、合理的出口量，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此外，要根据市场规律，在全球范围内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治环境、国际关系环境，让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的知识和技术转移，就像中国当年接受先进经济体的知识技术外溢一样，培养自身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