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曹驰北京报道

　　在新技术的催生下，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它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创造了全新的产品和服务模式，被视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6月12日—13日， 在《商学院》创办20周年之际，《中国经营报》、《商学院》和中经传媒智库主办了2024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系列论坛之“中国商业20年跃迁与创变引领新商业文明”论坛。在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指出，数字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全球经济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极大改变，进而要求增长方式发生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则更多要靠创新、国内市场、数字技术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

　　数字经济是拥有超万亿元规模的巨大市场，可以显而易见地降低交易成本，但同时也让新一轮全球化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黄益平表示，全球市场环境的变化是复杂多样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成本上升、收入水平提高，过去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的产业遭遇较大困难；二是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通过出口和引进外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难度逐渐增大；三是人口红利的优势正面临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挑战。由此，过去在低成本水平优势基础上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亟须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

　　那么，身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代，我国的创新发展如何克服来自经济、技术方面的诸多障碍？黄益平认为，应重点关注两个因素：一是国家的开放程度，二是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一方面，我国面对的国际社会和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培育自身创新能力的过程中遭遇诸多限制和挑战。但正因如此，就更要深刻地认识到保持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限制而减少交流、故步自封。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技创新在一些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

　　实际上，新能源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价值。黄益平建议，在地缘政治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我国在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过程中，应重点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转型。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黄益平认为，要保持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就需要不断提升企业家的信心。从企业家的层面来看，产业的升级换代、成本的提高促使其要寻找新的出路，而如何找到出路则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

　　谈及政策对科技创新的支持重点，黄益平指出，产业政策对创新的支持，理论上来说，重点应该放在克服技术“瓶颈”方面，而不是简单地支持企业对已有技术进行产能复制。

　　此外，就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言，黄益平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后来有学者提出要由消费来驱动增长，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不一致。

　　在黄益平看来，最重要的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如果总是消费而不投资，则增长很难持续下去。但如果只是投资而不消费，投资最终形成的产能无法实现投资回报，则既有过剩产能的问题，又影响持续增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提振消费是非常清晰的。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增加消费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不是说投资与消费哪个更重要，而是两者之间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黄益平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