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主题为“为中国第二波冲击做好准备”。克鲁格曼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本土制造业形成二次冲击，包括对于就业岗位的冲击。而这部分进口，可能源于早前美国对华形成的生产外包。

　　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科一级教授张军评价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但从中可见克鲁格曼等主流经济学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看法正在转变。22日，他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城市发展与产业经济学术年会上与同行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150万个就业岗位消失了吗】

　　其实，相关话题的多轮争论从20年前就开始了。而争论一方，正是克鲁格曼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求学时的导师巴格瓦迪；争论的另一方则是巴格瓦迪曾经的老师、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也就是说，这一系列关于国际贸易的争论可谓跨越了三代师生。

　　如今，张军教授提及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巴格瓦迪2004年的著作《为全球化辩护》，当年他代表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经济学观点，与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全球化是否导致美国的就业机会减少进行了书面辩论。

　　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包括企业从事生产外包而产生的贸易，会提高经济效率并增加收入。但萨缪尔森提出一个外包效应模型，称：假如纽约的一家银行一直请一家本国南达科他州的公司来处理其电话客户服务业务，但随后转而用一家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公司进行外包——这家公司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要低很多。萨缪尔森认为，即使那家南达科他州公司解雇的工人最终找到了新工作，新工资也可能要比以前的工资低。因此，如果外包太普遍，可能会导致美国人收入的显著下降。

　　巴格瓦迪反驳认为，南达科他州呼叫中心的工人工资由于外包而减少，但银行的成本也降低了，而这使得银行可以降低其向客户索取的价格。在他的模型中，消费者因价格降低而获得的这些收益，足以抵消工人因工资减少而造成的损失，且还有剩余，所以美国从外包中获得的是净收益。

　　而且，巴格瓦迪认为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美国工作岗位数量相对是较少的，约占美国经济每年创造出的工作岗位1%。他还认为，因外包而损失的工作往往是低工资的工作，像电话客户服务或数据录入，而这类工作可能被高工资工作所替代。

　　当时间来到2024年，根据克鲁格曼等人代表的观点，有数据称，中国进口产品造成美国制造业150万个就业岗位消失。但张军表示，即使这个数字存在，美国自然淘汰的岗位数也可能超过150万个。

【人均对外投资量大了还是小了】

　　更进一步，克鲁格曼在文章中举例称，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这个以家具产业为特色的区域，当大部分家具生产被外包到中国后，当地产业出现的不仅是“丢掉饭碗”，而且是经济萧条。因此，他认为“生产外包损害”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为某些特色产业区带来的破坏性。

　　张军表示，最近20年来，在国外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当发达国家将生产外包到中国等地后，原来的代工厂取到快速发展，从贴牌加工变为自主研发，甚至反过来形成了对外包来源国的出口。由此，有些人开始质疑，这些年为自己培养出了全球竞争对手。从就业价值看，甚至创造了别国的中产，打击了本国的中产。

　　“20年世界变局，这一议题有必要重新设定，再讨论与再平衡。”在张军眼中，中国“出海”仍显重要，应当加快产能海外布局与海外直接投资。比如，中国对外投资额若平均到总人口数，仅仅只有新加坡的1/16。另一方面，在“双循环”背景下，中国也应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包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业市场，在制造业之后同步提升服务业生产力。

　　对于“城市创新、产业迭代升级与中国式现代”的年会主题，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教授也主张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全球创新要素资源，畅通“全球产业链+区域产业链+国内产业链”三位一体的产业链循环体系；同时坚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在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实施“中国+1”的“去中国化”战略下，以“全球化+1”来对冲。

　　此外，蒋传海表示，应“勾住”重要经济、技术合作区域，如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加大合作创新力度，推动东亚区域贸易投资协议迈向升级版，并且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金砖国家产业优势互补合作，推动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