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受网络暴力一年后，杨雨彤（化名）的社交账号私信仍能收到个别辱骂信息，回忆这段经历，她形容自己就像“被卷入愤怒的海里”，网友那些带着怒气的辱骂给她内心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印记，其间她也曾抱着“必胜的决心”拿起法律武器与之对抗，但过程的烦琐和艰辛最终让她放弃了起诉。

　　现阶段，网络暴力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词汇，互联网赋予人们快速发声的渠道，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暴者”或“被网暴者”，网暴对于个人的伤害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开始被越来越多人讨论。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门联合公布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将于8月1日起施行。个人遭遇网暴意味着什么？未来网暴治理法治化应从哪些方面着力？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意外卷入“冰淇淋事件”：

　　每秒收到几十条辱骂信息网暴波及亲朋好友

　　去年某一天早上6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杨雨彤吵醒，电话那头是一个男声劈头盖脸地辱骂，她意识到自己“真的被网暴了”。

　　她卷入的是去年被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冰淇淋事件”，在网传视频里，某汽车展台派发免费冰淇淋时，两名礼仪人员以派完为由拒绝中国访客领取，随后却向另一名询问的外国访客送上冰淇淋。该视频在当时被疯传，而刚好也在现场工作的杨雨彤就被误认为是其中一个当事人，在事情发酵的当晚，她的个人社交媒体号就收到了很多的私信和评论。

　　“我的后台当时大概每五秒就增加1条评论，但我当时还不觉得自己是被网暴。”而当次日一早在接完那通辱骂电话后，杨雨彤打开自己的账号后台，发现每秒钟就有几十条消息弹出，很多辱骂内容不堪入目，而那条相关视频的浏览量已经高达800多万。

　　面对铺天盖地的消息，杨雨彤很着急想要自证清白，她开始回复一些网友的评论，想要澄清自己并不是当时的工作人员，但她的回复很快就被淹没在不断快速更新的网友评论里。“自证”无效后，愈发多的谩骂信息让杨雨彤变得麻木，她一度呆坐在床上不知道该作何反应。随后她将自己账号的私信和评论关掉，但网暴并没有停止，在一些新制作的相关视频里，依然有网友在评论底下将她的账号公布出来。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不止是杨雨彤，她社交账号关注列表里的所有账号也都受到了谩骂和骚扰。“网友们觉得我关注的人里面一定有另外一个礼仪人员。”甚至于有网络大V将她的个人信息和工作经历都发布到网上，而她账号过往发布的个人视频也全部被恶意评论“攻占”，个别网友的言论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人身威胁信息。“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杨雨彤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她重新录制了一条澄清视频，希望能平息风波，但她却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网暴。

　　杨雨彤渐渐发现，似乎没有网友在意自己回应了什么，大家只是一味地宣泄情绪，更可怕的是，就连她的亲朋好友都遭遇到了或多或少的骚扰，于是她选择了报警。

　　被网暴后“取证难”

　　诉讼过程耗时耗财她身心俱疲放弃追责

　　杨雨彤报警后，笔录从当天下午5时许做到晚上10时，重复陈述案情让她感到疲惫，最终她拿到了一张接报回执，警方告诉她现阶段无法立案。

　　北京静治律师事务所主任郑洪涛律师指出，网暴普遍立案难，网络暴力罪名主要集中在诽谤罪、侮辱罪等方面，这类案件一般为自诉案件，受害者往往需要自行举证。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的昌国徽律师则指出，网络暴力具有一定煽动性，往往是群体行为，由于一些平台用户入驻的身份审核等不太完善，所以导致立案取证困难。

　　警方让杨雨彤搜集整理好她被网暴的证据，但在搜集证据过程中，平台的自动保护系统让很多恶评被删掉了，因此当她想举证时，该保护系统反而成了一种“阻碍”。

　　整理证据的过程对杨雨彤来说也很痛苦。为了搜集证据，她相当于要重新看一遍那些辱骂自己的言论。“多个社交平台上都有人在辱骂我。”她将自己能找到的评论截图保存并刻录在光盘里，也打印了一份一并交给警方，但仍未得到进一步反馈。

　　随后，杨雨彤想到了另外一条路径——起诉网暴者。她笑称自己是“怀着必胜的决心”去找律师，她甚至计划好了后续要出一个“被网暴后如何维权”的教程来教大家正确应对网暴。但她后来发现，这个过程消耗的精力和金钱都超出她可承受的范围。

　　由于起诉需要将证据固定下来防止被篡改或删除，杨雨彤需要重新将相关网暴内容的录像、截图按照规范上传并进行公证。尽管有关的文书制作有律师帮忙处理，但她仍需要自己录制上传。

　　“当时光是一个平台的证据一天就要录好多遍，录着录着就不太想继续往下深究了，因为太消耗精力了。”让她最难受的点在于，那些网暴过她的人并不是每个都能“揪出来”——原来，关于网暴的立案标准有一条“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五百次以上的”，但很多网暴者只是在写评论并没有转发，难以证明其“引导了网暴”。

　　在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筛选后，她找到了三个造成影响较大的网暴者，最终制作出6本公证书，让律师分别给这些人所属的社交平台发了律师函。

　　郑洪涛律师介绍，网暴“取证难”还在于，受害者要先找到网暴者的个人真实信息，而平台在没有司法裁判要求的情况下可能会以“个人信息保护”为由拒绝提供。“出现这种情况，受害者还需要先起诉平台，要求平台履行义务。”

　　到这一步，杨雨彤其实尚未走到具体的诉讼阶段，但她已经花掉了8000元，律师告诉她，后续打官司的费用需要看具体索赔金额，还要加上出庭的差旅费和日常费用等，且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

　　那段时间，杨雨彤的情绪变得抑郁，不太爱说话。有时走在路上，她甚至会觉得迎面走过来的每个人都曾经在网上骂过自己。除了心理变化，她时常觉得脖子肿痛，身心的压力让她被迫停工了很长一段时间。

　　发完律师函后，想到后续可能还要花更多精力和时间，杨雨彤最终还是放弃了对网暴者的追责，她不想一直陷在“漩涡”里。

　　惩治“按键伤人”：

　　网暴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在路上

　　现阶段，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网暴维权，对网暴的惩治力度也不断加强，对治理网络暴力的法治化建设也在不断完善。数据显示，去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依托“夏季行动”和“净网2023”专项行动，共查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110起，刑事打击112人，行政处罚96人，批评教育472人，指导重点网站平台阻断删除涉网络暴力信息2.7万条，禁言违规账号500余个。

　　对于如何惩治网暴，今年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公权力要为受害者撑腰，网暴行为必须付出代价；最高检工作报告也指出，坚决惩治网络暴力“按键伤人”，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网络秩序。

　　去年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和《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两个文件也同样表明了治理网暴的态度。其中，《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将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这也是我国第一部针对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基础性立法文件。

　　广东祈福律师事务所主任程时春律师指出，上述两份文件的出台有助于明确网络暴力的法律界定和法律后果，同时也是对“法不责众”错误倾向的一种矫正。综合来看，她认为这两份文件在规范网络暴力行为、明确法律责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和法律框架完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他们同样认为，未来的网络暴力治理之路仍很长，网暴维权里的公诉立案难题仍值得关注。

　　程时春认为，网络暴力是一个跨越多个法律部门的社会问题，需要包括刑法和行政法在内的公法规范共同协作，形成合力，才能更有效地遏制网络暴力。昌国徽律师同样认为，当前对于网络暴力伤害的惩罚机制还需要加强。

　　杨雨彤坦言，如今再看到有网友辱骂她的信息时“已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她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让更多人意识到网络世界并非法外之地，需要每一个网络使用者共同维护其公正与和谐。

　　建议

　　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暴后果

　　在此前的网暴案件中，多以自诉案件为主，公诉案件较少。郑洪涛律师认为，对于现阶段的网暴维权，只有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之时，自诉案件才可能转为公诉案件。据他观察，近年来侮辱、诽谤类刑事案件增长明显，其中不少为网络侮辱、诽谤案件，但相比之下，作出有罪判决的比例却较低。

　　程时春律师建议，应尽快出台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法律后果，为受害者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以便司法机关在判决时有更明确的量刑标准。郑洪涛则认为，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已进入实用阶段，建议有关社交平台可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快速分析判断是否存在网络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

　　生活中也有不少人像杨雨彤那样，在网暴维权过程中遇到“取证难”等复杂情况，因此程时春认为，可进一步优化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的溯源取证规则，完善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制度，修订侮辱罪、诽谤罪等相关法律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