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诚通证券和融通基金在北京举办2024年中期投资策略会，在当前市场行情下，诚通证券和融通基金投资策略会现场参会人数罕见爆满。

　　期间，多位重磅级嘉宾闪亮登场，为大家提供了一场投资观点的盛宴。

　　作为会议的首位主旨演讲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详细解读了金融强国的内涵、实现金融强国的路径。同时对提高社会资金转化为企业资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培养一流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加强跨境人民币支付体系建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重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她认为，从经济数据来看，经济已回升企稳，压力和机遇并存。需要更加关注加大政策力度、增强内生动力、稳住向好的趋势，与过往不同，强调中长期保持增长速度的重要性、发展和安全的平衡、统筹协调保增长、发展数字产业和绿色产业、高水平开放等。

　　日兴资产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董事总经理Naomi Fink分析，受益于非常宽松的金融环境，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好于预期，制造业和服务业出现触底的信号，有助于增长周期的延长。宽松的条件有利于周期性股票，当下人工智能等科技股估值相对偏高。她强调，相较美国债券，中国债券在全球投资组合中是分散风险资产的优秀资产。

　　中国基金报记者摘录了演讲嘉宾的精彩观点与大家分享。

戴相龙谈金融强国建设

　　作为会议的首位主旨演讲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以金融强国建设为主题，围绕金融强国的内涵、实现金融强国的路径以及建议展开分享。

　　戴相龙表示，金融强国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影响力在世界领先，当然也基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金融强国实力影响体现至少在六个要素方面，以及由这些要素组成的金融体系。

　　“我们建设金融强国不是要赶超、替代美国，成为金融霸主，而是指我们的金融实力、金融影响力在世界领先，使我们的金融地位与经济强国相适应。”

　　在戴相龙看来，建设金融强国是我们国家建设现代化、民族振兴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的需要。

　　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贸易量占世界的13%，是12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金融强国是适应我们国家经济走出去的需要。

　　“中国建设金融强国也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现在美元独大，美元是美国的本币，美国的利率按照本国宏观调控来实行，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形成全球统一的货币很困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国际货币多元化。”在戴相龙看来，鉴于我国经济金融实力，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具备条件。

　　接下来，对于金融强国要具备六个方面的核心要素，戴相龙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戴相龙建议，必须让人民币走出去。我国贸易大量顺差，对外贸易收支顺差占GDP的比例需要综合平衡，特别是对“一带一路”，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

　　戴相龙表示，我们国家金融机构门类齐全，规模也很大，结构可以进一步优化。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占比较低，而国际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占比将近一半。同时，大型银行可以进一步强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竞争能力建设。

　　同时，戴相龙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年来成效显著，下一步可以扩大对外开放，让国外的金融机构和个人更多地到中国来投资股票、债券。

　　此外，戴相龙表示，要在国际市场维护自己的权利，提高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份额或者话语权，否则我国国际金融地位也会受到限制。

　　最后，在金融强国实现路径上，戴相龙认为，必须要建立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六个要素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必须互相组成一个体系才能发挥作用。

　　戴相龙还建议：

　　一是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货币信贷使用效力能力。戴相龙表示，多年来，中央银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了经济稳定发展；

　　二是合理确定存贷款。戴相龙认为，随着我国进入低息时代，要保证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维护人民的利益；

　　三要完善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社会资金转化为企业资本能力。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

　　戴相龙表示，由于我国社会资金转化为企业资本的能力较弱，企业资本这种隐性症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定要下决心提高把社会资金变成社会企业资本的能力。

　　对此，戴相龙建议，克服重资金、轻资本的传统倾向，提高资本意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养一流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在发展标准资本市场的同时发展非标准市场；推动金融控股集团的健康发展；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立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建立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特别是支付体系等。

江小涓：

中国当前经济走势分析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主要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江小涓表示，疫情之后，经济形势已回升企稳，但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压力和机遇并存。“当下中国经济多种压力并存，我们现在处在疫后恢复、结构转变、诉求分化和国际分工等多重冲击汇聚的时代。”在她看来，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从经济学来讲，结构性变化意味着基本面条件发生变化。

　　“应该说，多重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了过去增长动能的减弱。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一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由低抚养比转为高抚养比时期，给中国带来的长期影响也非常突出；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业产值占比持续提升。”不过，她也指出，这个时代赶上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服务业效率，或有望给经济增添新的助力。

　　江小涓称，虽然过去的有利条件在逐渐减弱，但新的有利条件又在提供新的机遇。比如，除了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我国人力资本的综合竞争力在快速上升。此外，我国科技能力强大、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产业竞争力也很强。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国近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江小涓认为，这是积极合理选项。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与发展阶段基本匹配。

Naomi Fink：

宽松条件正在减缓向全球高通胀的转变

　　日兴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Naomi Fink对全球经济前景进行展望，并结合近期在全球经济和市场中看到的一些结构性转变，探讨在当前的后周期增长环境中，哪些领域存在令人眼前一亮的投资机会。

　　Fink表示，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在内的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利率紧缩已经开始让位于利率下调。这次不寻常的是，尽管已经预期美联储将引领全球货币政策周期，但他们并不是第一个降息。欧美央行的货币政策方向与日本央行最近开始的加息周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她看来，美联储之所以还没有降息，部分原因在于过去的宽松政策对金融条件的影响，金融条件一直非常宽松，因此利好风险资产。这也引发了有关“美联储认沽期权”的问题，即如果金融条件最终收紧，美联储最终会通过降息来支持经济（进而支持风险资产）的预期。

　　Fink认为，经济增长放缓但通胀率高于预期，这意味着美联储将在2024年降息一次，然后再次处于观望状态，直到通胀率进一步走低。

　　在市场方面，Fink表示，全球股票主要由美国大盘科技股领涨。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全球股票市场还有其他价值来源。日本的结构性通货再膨胀就是一个机会。

　　同时Fink指出，自千禧年开始以来，一直依赖的传统相关性被打破，例如发达市场债券（通常被称为无风险资产）提供的分散市场风险（股票市场）的价值。2020年之前，相关性基本为负，但此后通胀率的上升加剧了利率波动，长期债券与股票之间的相关性也呈正相关。

　　“发达市场债券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分散风险资产的可靠工具，许多大型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的财政政策变化可能表明，我们必须寻求这些资产以外的分散工具。除了美国债券市场，中国债券作为合适的资产（以及一定程度上，人民币）提供了这种多样化的好处。”

　　Fink认为，鉴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利率轨迹非常不同，再加上美国需要为其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资金，这与中国债券市场主要由本国所有的性质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债券免受美国国债走势的影响。

　　此外，Fink认为，目前日本已经摆脱通缩，最终有望恢复 “平衡增长之路”。

　　在她看来，日本是一个不仅在周期上而且在结构上都保持积极态势的市场。首先，该国正处于一个周期性的 “甜蜜点”，利率仍然超低，通胀逐渐回升，日元处于极具竞争力的水平。

　　Fink认为，日本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是工资与物价之间的“良性循环 ”能否持续。从2023年春季工资谈判来看，确实有可能在2024年内看到实际工资增长。与此同时，非工会劳动力市场正处于长期劳动力供应短缺之中，因此比多年来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