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半的运行，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的业绩近期引发讨论。第一财经近日报道，截至6月12日，在2024年以前成立的179只养老基金Y份额产品中，有近七成产品自成立以来的业绩未能收正。此外，自成立以来的业绩跑输基准的养老基金Y份额产品超过八成，其中不乏头部公司旗下的资深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

　　如何提高“第三支柱”的吸引力？“第三支柱”开通的首年即遭遇权益市场波动，怎么改善投资体验？基金公司的风控体系、分散风险的投资工具如何改变？6月25日，“目标日期基金之父”，来自美国的富达投资大中华区投资策略及业务资深顾问郑任远，以及富达基金管理（中国）养老投资业务负责人赵强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采访。

　　从制度设计上，结合国际经验，人的惰性和行为问题是养老投资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矛盾。郑任远在1996年于美国创设第一只目标日期基金（TDF），直到十年后，TDF才迎来爆发式增长，原因是美国在2006年颁布《养老金保护法案》，允许雇主自动为员工注册401（k）计划并可以自动选择默认合格产品后，401（k）计划参与率大大提高，这也为资本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成为美国长期资本累积的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观点将养老产品表现不佳归咎于A股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但事实上，赵强认为，就国际经验而言，养老产品需要进行全球多资产配置，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第二大经济体而言，还要实现风控工具的多元化。此外，可供境内投资的低费率、大容量的海外ETF依旧欠缺，通过互认基金等配置海外资产的费率对过高，若能有低费率的海外质量因子ETF，将是养老产品的有力工具。同时，基金公司也应该给予更多耐心、资源来培养投资海外的人才。

　　将短钱变成长钱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长寿时代的到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2年11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实施，至今已经超过了一年半。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挑战和待解的问题也变得更为清晰。

　　此前富达和中信银行、华夏基金合作共同开展调查并撰写的《中国居民养老财富管理发展报告》显示，超过半数（52%）的受访者表示仅靠个人退休金无法满足养老需求，更多居民开始意识到个人必须为养老做好充分准备。在养老储备意识持续提升的背景下，行动力的欠缺成为了较为突出的挑战。在全部受访者中，仅有28%表示已经开始实施养老储备。相较于其他代际群体，年轻一代“有规划、暂未实施”的占比最高，达到41%，显示出对个人养老储备的紧迫性认识还不充分。

　　整体而言，中国的养老事业需要应对负债端和投资端的挑战。负债端的挑战在于钱从哪儿来、如何将养老的钱真正变成长钱。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2022年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为6512万人，截至2023年6月末，仅36个试点地区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人数就达到了4030万，纳税人群覆盖广泛。但投资于个人养老账户的投资者和中国总人口相比显得非常少。同时，国内投资者持有基金或者坚持定投的时间都比较短，而养老投资是一个通过复利长期见效的过程，所以在产品净值化的今天如何将短钱变成长钱是关键挑战。

　　就最成熟的美国市场而言，除了基本养老金以外，在第二支柱401（k）（企业退休金计划）和第三支柱IRA（个人退休金计划）方面都有成熟的发展。而中国目前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发展刚刚起步。美国养老体系也采用“三支柱”模式，公募基金在个人养老金投资方面担起重任，产品则主要是养老目标基金，即TDF（目标日期基金）和TRF（目标风险基金）两类，主要运作形式是FOF，而富达则是TDF的首创者，在产品推出之初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郑任远表示，“第一个TDF当时在1996年10月发行，公司内部的反对声浪都很大，因为是全新的概念，但至少当时401（k）已是既定的政策。在产品成立后最初的4年，产品规模很小，民众开户意愿不强，直到互联网泡沫破灭，由于TDF严格的风控体系和分散配置的理念而表现稳定，开始吸引市场的注意。最终TDF成为主流产品，仍然得益于自上而下的立法，当然这也是机构此前自下而上不断游说的结果。”

　　“默认”是关键词。他称，在TDF诞生之前，大部分的投资者由于缺乏投资纪律都存在资产错配的问题，导致退休时储备不够。作为一项化繁为简的解决方案，TDF可以很好地帮助解决投资行为问题，且通过风险滑降曲线对资产配置调整，更是满足了养老投资组合风险随时间递减的要求。然而，在TDF问世和推广的过程中，富达还意识到好的产品需要和有效的机制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强大作用。因此将TDF“自动预设”为投资选择后，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惰性问题。

　　自美国在2006年颁布《养老金保护法案》以来，401（k）计划参与率大大提高，TDF也迎来爆发式增长，长此以往，这为资本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成为美国长期资本累积的基石。

　　投资标的、风控工具仍待多元化

　　除了解决负债端方面的问题，投资端的挑战在中国也不容忽视，公募基金肩上的担子不轻，包括人才储备、投资能力和风控体系建设等。海外的养老基金产品的风控体系非常严格，且全球多资产策略和资产配置能力也是核心。

　　郑任远称，正因为养老产品的门槛颇高，导致美国的养老市场其实几乎被四大机构寡头垄断，包括富达、T.Rowe Price、Vanguard、贝莱德。

　　即便如此，巨头也需要不断完善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能力，因为养老事业需要对投资者负责。

　　据记者了解，富达投资的共同基金FOF总规模约为2507亿美元（数据截至2018年），其中目标日期基金所占的比重为93.3%，数量最多且规模最大的为Fidelity Freedom系列基金，总规模已超过8000亿美元。即便如此，郑任远对记者表示，基金目前还在不断加入新的资产。

　　“2004年，除了全球股票、债券，基金还加入了真正的另类资产，REITs、TIPS、浮动利率公债（floating-rate notes）等都是后期加入的资产，起到对抗通胀、分散风险的作用。黄金也是重要的分散风险的工具，只要5%的配比，就能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他称，未来很快就会将“实质房地产”这一资产加入组合，“这主要是指真正去买一个仓库、公寓等，因为当前REITs等标的已经金融化了，和其他大类资产的相关性大大增加，这也降低了分散风险的能力”。

　　对于中国养老市场而言，郑任远认为，近期的新“国九条”的核心是强化监管，这对于A股的长期发展是积极的。但除此之外，中国的养老产品仍需要更多的风险分散工具，包括推出更多境内外投资标的、风险对冲工具，同时也需要强化基金公司的全球资产配置能力，单一资产、单一国别的标的很难起到长期风险分散的作用。

　　多位业内人士此前对记者表示：“国内基金公司的全球配置能力仍待提升，不少FOF基金管理人此前多为股票投资经理，而真正的多资产投资则是一项‘科学’，更不用说是全球的多资产投资。”

　　赵强则认为，配置工具仍有待完善。目前若通过QDII互认基金来配置海外资产，费用对于养老产品而言过高。场内挂钩海外股市的ETF容量不足，例如此前的日经ETF一度出现20%的溢价。此外，他也建议，养老产品可以增配因子ETF，尤其是质量因子在中国市场亦行之有效，即配置ROE高的好公司。不过，当前国内仍缺乏配置海外因子ETF的工具。

　　此外，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赵强对记者表示，目前国内也有QD投资人才，基金公司应该给予更多的空间、时间和资源来培养人才，而非用短期的业绩考核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