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一项新的倡议，建议除故宫、国家博物馆等一些热门旅游景区和对外开放单位外，全市旅游景区应全面取消预约要求。这一消息迅速引起公众热议，有人赞成将取消预约措施推广至全国，也有人担心不预约可能导致到达现场后场馆人数已满，白跑一趟……

　　事实上，在北京进一步扩大景区预约制前，上海、苏州均已公布相关措施，宣布除了部分热门景区和文化场馆外，其他文旅场馆全部取消预约参观制。

　　推行了数年的门票预约制，应该全部取消吗？

众多景区“标配”

　　许多人对门票预约的感性认知，来源于疫情防控期间文旅场馆实行的参观预约制。但其实早在2015年，原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已提出“要抓紧建立景区门票预约制度”，希望借此引导游客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预约参观，文旅场馆也可根据门票预约情况提前做好大客流应对。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明确提出强化智慧景区建设，推广景区门票预约制度，加快推进国有5A级景区实行门票预约制度。对景区而言，实施门票预约制度是加强精细管理、提升景区品质、保护旅游资源的重要手段；对游客来说，预约制可以分散客流，避免因“人满为患”影响体验，同时节省排队购票时间等。全国各地的5A级景区，常常是游客到访旅游目的地时必去的景点，实行门票预约势在必行。

　　时至今日，门票预约制已成为国内众多景区的“标配”。今年以来，仍有不少热门景区“逆流而上”，陆续加入推行门票预约制的队伍。

　　如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4月中旬发布公告，于4月25日起试行景区门票预约制，游客入园须提前1至5天通过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微信公众号或携程等线上购票平台预约；5月1日起，泰山景区试行全网全员实名制预约、实名制检票系统；6月1日起，湖北武当山风景区实行实名制线上预约购票及金顶景区线上分时预约及线上预约购票等。从公布这些措施的主体看，推出实名预约的几乎都是当地的头部景区。

“黄牛党”抢票牟利

　　门票预约制推行以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头部景区的运营效率，对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提供了更多保护，但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去年暑期研学游“报复性”反弹之际，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的门票一般游客几乎抢不到，陕西历史博物馆门票、苏州博物馆也需提前一到三周预约，部分机构将“代订”这些热门场馆的门票变成了一门“生意”。

　　当时，原本60元的故宫门票，代订价一度高达280元；原本免费的国家博物馆，代订门票价158元，热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有不少机构挂出“门票+讲解”的加价产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原本被视作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文博场馆，普通游客几乎都需加价或另外购票才能进场，一批以“抢票”为主业的“黄牛党”则长期从中牟利。

　　与此同时，部分非热门场馆实行的预约制，也有“鸡肋”之嫌。明明部分文旅场馆人数不多，可以随到随进，预约制却要求游客线上购票、登记个人信息，将当下几乎无处不在的信息收集“大网”撒向了游客。一部分不擅长线上操作的银发游客前往预约制文旅场馆时，不得不提前求助于小辈，由小辈提前网上购票后再现场扫码进入，多出一道人为的阻碍。

　　事实上，“黄牛党”代订盛行、实名制预约暴露个人隐私，是门票预约制实行以来被诟病最多的两大问题。对于后者，不少人提出疑问：游客只是想去景点逛逛，为什么需要给出手机号码或微信账号，乃至姓名和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文旅场馆是否有采集这些信息的必要？是否能保证这些信息不被其他途径利用？

“一刀切”不足取

　　对于成千上万的景区和文化场馆来说，“二八定律”同样适用：绝大多数文旅场馆的客流远未达到需要限流的程度，无需分时分段预约；极少数头部热门场馆出于安全运营、提升游客体验的需要，仍需保留预约制，以便景区提前预判客流量、对大客流作出及时的准备和应对。

　　值得欣慰的是，多地文旅部门在宣布取消门票预约制的同时，都采取了相对科学的态度，即将一部分热门文旅场馆排除在外，仍允许其保留预约制。而在暑期出游旺季到来前的这一系列动作，在为相关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关注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文旅部门对提升游客便利度、以文旅促消费的决心。

　　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需实名预约的文旅场所包括上海博物馆、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气象博物馆等8家，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野生动物园和上海天文馆等21家热门场馆需实名购票。除此之外的上海A 级旅游景区及美术馆、博物馆等，已全部实行参观免预约制。

　　任何一项措施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一刀切”显然不足取。门票预约制实行与否的“度”究竟在哪，不妨由更多场馆的实践来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