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构成的长三角，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富庶文明之地。在当代中国，长三角在经济地理方面经常见诸媒体的数字如下：占全国1/26的国土面积，却容纳了全国近1/6的人口，创造出全国1/4的经济总量。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长三角大大小小的开发区、自贸区、工业区和新城持续不断地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们拓展了长三角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的一座座老城的边界和生长、进步空间；另一方面，它们也不是老城居民、产业和生活方式的简单外溢，而是不断地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创造和引领，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本地人和外来的开拓者、创业者、迁居者。

　　因此，放眼全球，它们是中国版的“边缘城市”——地理上临近或背靠老城的新城，容纳着越来越多人安居乐业的幸福之地。曾经，类似的“边缘城市”也是欧美发达国家众多本地居民、新移民的幸福之地。为此，《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约耳·加罗还曾经写过一本书：《边缘城市：在前沿中的新生活》。

　　针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和国家“新质生产力”、新一轮房地产金融“组合拳”等最新政策的提出，未来长三角的“边缘城市”发展和提升，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开展。

　　第一，除了安居乐业、创新、发展引领和产业体系完善等，长三角“边缘城市”需要考虑如何提升发展成效。例如，上海嘉定和附近的昆山花桥，近几年实现了跨辖区的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这方便了越来越多的两地居民利用轨道交通到对方辖内工作或居住——这在以往欧美发达国家的“边缘城市”发展历史中是罕见的。为此，嘉定、花桥还能简单地说是曾经的、强烈依赖私人小汽车的“边缘城市”吗？如果不是，这样连绵发展，轨道交通支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行政区“边缘城市群”，需要如何进一步考虑和提升它们的发展成效？

　　第二，长三角的“边缘城市”辖区内部并非均质，它们不同地块的居民构成、土地利用、产业发展水平、建筑形态、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内容和水平等也是极度多元化，甚至是很复杂的。比如在嘉定，一方面主路上经常可见崭新的无人驾驶试验车辆；另一方面，乡间小路边经常可见破旧的电动车或者二手汽车。新与旧、城与乡、未来与现在、外来与本地等元素在此碰撞，它们之间各种政策、行动的制定都需要更有包容性。

　　第三，长三角“边缘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未来发展？和对应的老城相比，“边缘城市”可能拥有更多的新房库存。它们可否提出和享受更优惠的房地产金融乃至户口迁入的政策？例如，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允许新移民向特定地区投资或者在特定地区从事一定期限的特定工作，以换取更快速的移民申请审批。在长三角的一些区域，也完全有住房、用地、设施等余量来容纳更多的人口和产业。它们可否考虑出台类似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