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舌之勇】

　　面对今天的大学录取机制，我们在审视其中的地域性因素与权重时，恐怕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应该承认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它也需要改进。

　　每逢高考季，有些人总喜欢将如今的高考制度与过去的科举制进行类比。严格地讲，作为现代教育暨选拔制度的高考，与作为古代教育暨选拔制度的科举相比，当然有很大区别，不过在某些方面，两者的确有一些相似之处。如果要逐项比较，那需要做一篇考据严谨的大文章才行。本文仅从录取率这一点，谈谈高考制度与科举制的异同之处，供对此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对于大学录取率，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其一，每所大学在全国所有考生中的录取比例；其二，每所大学在每个省市的录取比例；其三，每个省市的考生能考上大学的比例。这三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引发热议，今年也不例外。

　　就观察大学录取率的第二、第三这两个维度而言，它们体现的是大学在选拔人才时的地域性考量。具体而言，就是各个大学根据各省市人口的总量与密度，以及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等地域性因素，投放相应的录取名额、配以相应的录取率（录取名额或录取率在省市之间呈差异化分布），而不是单纯根据考生在高考试卷上所取分数的高低来决定是否录取。这就意味着，考试能力与考试成绩相当的学生，在有的省市不能被大学录取，在有的省市却能被大学录取；而考了高分的学生，由于生源所在地不同，他们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机会也大不相同。大学录取中这种在重视高考分数的同时，兼顾地域性因素并赋以相当权重的做法，历来引发争议颇多。

　　不妨回溯一下古老的科举制度，看看它除了重视“卷面分数”之外，是如何兼顾地域因素的。

　　一般认为，科举制最早起源于西汉，彼时汉武帝创建太学，以“五经博士”、“弟子员”和射策等考试活动选拔人才是其肇始。隋唐时期，科举制走向成熟，考试的内容、科目以及监考、评判方式日益完备。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科举取士中录取人才数量的地域性失衡问题并未引起关注。

　　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完成南移，金榜题名的进士中，北方考生的占比越来越低，引发北方士人的不满。来自北方地区的司马光当上宰相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他主张根据各地人口比例录取进士，并提出“逐路取人”的原则，为北方士人争取到科举中的名额保障。宋哲宗在位时，北方的齐、鲁、河朔诸地与南方分别进行科举考试，“逐路取人”的举措由此在科举考场得到巩固。

　　明、清两代的进士考试分南、北、中卷，或分省录取，大体沿用了北宋时期“逐路取人”的做法。明初开科取士并无南北之分，不料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所录取的53名进士，几乎被南方士子垄断，北方落第士子极度失落，抱怨考试不公。此事惊动了明太祖朱元璋，他下令重新批阅落榜的士子试卷，并增加了61名进士名额，其中多数给了山东、河南、陕西士子，使南北取士的名额得到了平衡。明仁宗时期，进士的会试正式确立了南北卷分别录取的规定，明确要求：十名之中，南卷取6人，北卷取4人。清朝康熙年间，“逐路取人”的举措进一步细化，调整为分省录取，确保每个省都有进士名额。这种重视地域平衡的“逐路取人”原则，不仅体现在进士科的会试中，也体现在举人科的乡试中，它是北宋至清朝科举取士的最重要安排之一。总的来看，它发挥了积极作用，利大于弊。

　　科举取士打破了贵族门阀对官位的垄断，为寒门学子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出口，从而扩大了中国古代政权的统治基础，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也因此，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活动，而是承载着教育教化、人才选拔、地域协同、政通人和等方面的系统性工程。这个逻辑，适用于北宋等王朝，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也有参考价值。面对今天的大学录取机制，我们在审视其中的地域性因素与权重时，恐怕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应该承认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它也需要改进，而改进的方向，就是更透明、更公平、更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和谐与进步。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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