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社会和环境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企业也在步入新的责任周期。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到可持续商业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企业要在变革中追求基业长青，还需要通过提升认知以满足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

　　如何基于市场为企业ESG赋能？商业与公益如何共生共促？南方公益智库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金融系讲席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讲席学者曾晓亮，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SISD执行院长、零碳学院院长张亚龙，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如南，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胡玉萍以及壹基金助理秘书长魏明涛共商相关议题。

　　●南方日报记者周中雨黄晓韵

　　谈ESG：

　　ESG不只是成本更是策略

　　南方日报：《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下称《指引》）正式实施，中国资本市场逐步迈入ESG报告强制披露时代，强制披露ESG信息将带来哪些影响？

　　曾晓亮：对企业来说，ESG信息披露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风险管理；对投资人来说，ESG信息披露可以帮助投资者看到更具象的信息来帮助他分析投资回报；对另一些普通投资人，小投资者或者说市场里头每一个资本市场参与者，可以增强信心。现在股市低迷，大量小投资者对股市信心不足，一方面觉得股市波动太大，另一方面觉得“树大有枯枝”，警惕被不良企业“割韭菜”。这些不良企业的存在，或多或少都是因为企业没有足够的透明度，监管没有足够信息。因此如果ESG信息强制披露，会增强透明度，让大部分资本市场投资者提升对资本市场信任度。

　　张亚龙：《指引》分强制性指标和自愿性指标，以指引的方式引导企业，希望报告呈现出来的信息可以真实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据我观察，企业对《指引》缺乏出台逻辑的理解和掌握，对《指引》要求披露的信息缺乏能力进行系统规划和梳理。主要存在三点问题：一是许多企业负责ESG的人不懂业务。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企业往往把管理ESG的部门定义成一个职能部门，和市场没多大关系，这是一个误判。二是为企业ESG赋能的标准单位机构或者叫咨询机构，他们懂标准背后的逻辑，但却不懂如何基于市场为企业ESG赋能，导致服务错位。三是企业认知有偏差。ESG这件事不是一家企业能做好的，也不是内部设立一个部门或者委员会就能做好。ESG强调生态，要秉承利益攸关方逻辑，共同建立一个多方的决策模型。《指引》的发布可以让企业真正意义上重视ESG。强制披露ESG信息短期对企业来说可能有一定不适应，但长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契机。

　　南方日报：如何推动ESG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

　　曾晓亮：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容易让人误导，觉得是做了没有回报的事。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后来变成了ESG，再后来变成了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它不光是一个成本，更是一个策略。目前，理论上ESG比较好的做法是根据核心业务相关的战略调整，把有限资源调整到有效的社会责任战略上去。比如高污染行业往往最担心监管问题，那它就应该把资源调整到用一些创新方法来减少污染、排放上去。

　　张亚龙：ESG中，E（环境）和S（社会）一直在变，企业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做一个G（治理）层面的调整。在当下阶段，企业更应该利用社会责任实践开拓市场、做品牌做营销。企业社会责任需要重新定义，ESG中的S怎么和企业的市场高度融合非常重要。

　　南方日报：近年来，中国企业兴起一波“出海热”，出海企业如何做好海外ESG管理？

　　曾晓亮：当下，中国周边许多国家正在崛起，比如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他们都在跟中国商家抢订单。所以说20年前的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低价钱上，我们已经没有一个绝对优势了。同时质量和价格竞争是不持久的，因为它有下限，不可能长期用没有利润甚至亏损的方式来抢订单。在下限固定的情况下，大家就会关注竞争优势的上限，这就是别人对你的信任，特别是对产品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信任。这种优势怎么去获得？就是靠有效的社会责任管理。当企业能够在海外市场树立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让人觉得你是一个能够长期健康发展的企业，那出海的效率和成就才能更好。

　　张亚龙：企业在出海时，首先要分清你的方向。如果你要是往欧美走，ESG会成为你首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欧美的ESG标准比国内要高，所以你可能要更多和海外的ESG做一些技术融合。如果你走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方向，更重要的是要把“S”做好，也就是把合规性做好，和当地的法规相匹配。

　　谈低碳：

　　理清碳数据是低碳减排的基础

　　南方日报：碳价今年为何飙升？对企业低碳发展有何影响？

　　曾晓亮：这是因市场需求导致价格的攀升。因为企业需要不断靠外部获得配额来满足监管要求，从而导致碳价攀升。但如果只购买配额，是不可持续的。持续发展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促进低碳技术的创新，包括刚才说的原材料创新、废弃物处理等。但是现在大部分企业还没重视这些事情，依然在冲锋陷阵占领市场。随着碳排放要求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碳价攀升，长期来看会引导企业落实减碳创新。

　　张亚龙：从长远减碳的趋势来看，将来的碳价不会太高。但是减碳需要一个过程，当前碳价有一定金融属性，不一定准确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同时，碳价也反映整个市场对于将来减碳的预期，大家对这个预期有很强烈的认同，碳价就会一直往上走。反之，如果大家减碳的动力没那么强，那也没有购买碳汇的动能。再者，国内的碳市场还处于不断完善中，交易主体在不断进场。现在的交易主体主要是电力，下一步八大行业都进来，作为真正的买方和卖方，碳需求会达成一个市场层面的平衡。

　　南方日报：随着我国建立统一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迈入碳足迹管理新时代，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晓亮：国内的碳足迹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同企业之间管理水平差异大。一些领先的企业因为国际化业务比较多，成为行业的先行者，在这方面的实践一步步走向成熟。这些头部企业的经验可以给一些后面的中小企业做借鉴。不过，先行者比较少，而且大企业的经验也不一定百分百适用于中小企业，还存在数据和技术严重不足的问题。

　　张亚龙：统一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对应国内统一的碳市场，这意味着中国要真正建立自己的标准，也是建立自己在碳领域的话语权很重要的一步。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的是碳数据作为底层基础，如果没有长周期精准的行业和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是很难形成的。

　　碳足迹不只是把碳管起来，更重要的是把碳变成资产。这也是和气候投融资对接的基础。碳一旦成为资产，企业用发展的思维、金融的能力可以为未来竞争铺路。当然，目前政策的贯通还没那么快，企业的积极性也还不够高。目前，国内碳足迹管理还在一个起步阶段，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盲目，简单套用国外的产品。碳足迹首先是产品的碳足迹，中国的整个产品加工制造体系比国外庞大，制造业的链条非常大而全，是世界的工厂，那它的碳足迹一定不能生搬硬套，这个认知也很重要的。

　　谈公益：

　　商业与公益应共生共促

　　南方日报：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到绿色低碳、应急救灾等，伴随主题的变化，企业公益活动有何变化，面临哪些挑战？

　　胡玉萍：企业公益的主题随着慈善事业发展和国家战略而不断更新调整，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设立基金会或CSR部门，聘请专业团队开展企业公益活动，不论是数量还是资金量近年都在攀升。而企业市场化视角和成熟的商业模式也给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和创新的思维，碰撞出了很多优秀的公益产品和平台，以及品牌公益活动，在筹集社会善款、动员社会参与、传播慈善文化等方面，开创了很多新的路径和实践，推动慈善事业进一步朝着现代化、多元化、数智化深入探索。

　　我认为，当前企业公益活动面临的挑战有三点，首先是慈善资源短缺，资金绝大部分都是依托企业捐赠，和企业经营收入紧密挂钩，近年捐赠收入普遍减少。其次是慈善专业人才的缺乏和流失，特别是在项目管理、财务审计、法律咨询方面，容易出现违规操作。最后是公益传播效果不佳，品牌建设难以形成影响力。

　　魏明涛：企业公益活动在形式上越来越注重创新和实效，根据企业战略和规划与当地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创的公益项目越来越多。其中不仅包括大型企业，也有更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通过捐款捐物、志愿服务、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公益事业。社会问题往往是复杂的，社会价值需要长时间呈现成效，这就需要企业持续的投入，通过各种方式将整合资源，将试验性的公益活动规模化落地，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这是对于企业的财力、物力、人力各方面都是挑战。

　　南方日报：当企业进行公益活动时，往往也是其进行品牌传播，塑造良好品牌形象的好时机。哪些企业的公益传播给您留下的印象较为深刻？企业在进行公益传播时可以怎么做？

　　胡玉萍：企业在进行公益传播时，要明确两个目标，一个是公益领域目标，比如是做环保倡导、还是教育支持，明确后方可开展进一步的调研；另一个是受众目标，针对不同受众画像制定传播策略，这部分和市场营销有一定共通性，不同的是需要进一步考虑公益的参与性和体验感。此外，企业要结合自身的战略规划和企业文化，确定公益传播是否需要和产业发展协同，并根据企业自身对公益事业所投入的资源，确定参与程度的深浅，目前比较常见的是跨界合作，也就是和政府机构、公益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依托合作方的资源和经验共同开展公益活动的策划和执行，扩大影响力。

　　魏明涛：企业公益传播的有效性与其项目的创新设计息息相关。以企业参与救灾行动为例，由于公众对于灾害突发时的紧急救援非常关注，企业往往在这个阶段进行捐赠并传播，但是只有小部分的企业能够在灾时迅速反应，将救灾物资第一时间到达灾区，被公众和媒体关注到。有的企业就采取了创新的方法坚持持续推进。

　　南方日报：部分公益项目已经坚持多年，针对未来的升级以及项目品牌的打造，您有何建议？

　　魏明涛：项目创新和品牌塑造不是一蹴而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要了解受助对象的新变化和新需求，确保项目设计和实施能够持续满足实际需求，并且以社会问题的需求为出发点，进一步在项目设计，实施、监测，成效评估、扩大社会关注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要加强跨界合作，将企业价值链的优势资源融入项目各环节的工作中，增强企业公益项目的可持续性，从而提升社会对于企业品牌的美誉度。

　　周如南：企业公益要从2.0时代进化到3.0时代，往战略公益方向去走。企业公益1.0时代被称作锦上添花式公益。这时候企业家还不太了解公益是什么，只是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把钱捐出来的，体现出爱心，并且维护他的个人的形象和企业形象。企业公益2.0时代开始走向相对专业化的公益，从捐钱捐物做志愿走向集体性的，大家开始进行专业化的公益思考。比如很多企业家开始做专业的公益组织，像广东的狮子会、阿拉善。企业公益3.0时代意味着战略性公益。战略性公益的概念是哈佛大学麦克波特教授提出的，指的是一个企业做公益的时候不要只考量社会影响力，还要考虑是不是能跟主业相结合。

　　过去，我们一直觉得商业与社会、商业与公益是泾渭分明的对立面，要么大力推商业，要么大力推公益，但其实，两者并非二元对立。商业和社会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康庄大道，只要找到共生共促的关系，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

　　谈应急救灾：

　　科技赋能公益“更上一层楼”

　　南方日报：传统捐款捐物的救灾模式，正在科技的助力下，发生新变化，科技可以如何赋能救灾？

　　胡玉萍：科技不仅能够提高应急救灾的精准度，还能提升相应速度，还能提高救助方案的灵活度。第一，现有的无人机、机器人技术可以为快速进入灾区开展灾情侦察和通信服务，而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可以对灾害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为救援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提高救灾效率和质量，并不断累计数据，提高后续灾害预测的准确性；第二，甘肃积石山地震后，现在已经有了针对救灾捐赠数字化的公益产品，将传统的捐物转变为直接提供数字消费券，让受助对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指定商家进行物资采购，不仅实现了精准救助，还可以帮助特殊人群满足个性化需求，更好地做好公益服务，也减少了物资浪费和运输费用；第三，科技可以为救灾跨界融合提供工具支持，更好地使用和引导商业产品应用于救灾领域，便于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实现信息的更快流动，资源的更有效使用。

　　魏明涛：传统捐款捐物的救灾模式，正在科技的助力下，走向更加便捷、高效和透明。社会组织及志愿者们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利用互联网做信息收集、识别、传递的工作，并在历年灾害救援中演变得更加成熟，协作更顺畅。在技术辅助救援方面，利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科技，可以快速获取灾区影像，为救援人员提供灾情评估和路径规划的依据。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壹基金等社会组织也正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灾害应急响应和灾后社区韧性恢复。壹基金呼吁更多科技力量参与到防灾减灾救灾行动中来，共同探讨如何将应急救援的需求、供给、信息沟通反馈等整合到一起，打造出智能物联与线上数据协同的备灾体系，为高效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南方日报：随着极端天气频发，近年来社会应急救灾公益力量增加，社会救援力量在抗灾救援中有何不一样的作用？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魏明涛：社会救援力量具有部分领域的专业性和灵活性，是政府救灾的有力补充和辅助，由于规模和体量有限，在救急行动中重点关注部分受灾区域群众的紧急转移，紧急生活救助中的食物、水等安置和灾后部分生活物资需求。

　　壹基金在实践中探索出，要推进社会力量“有序”和“高效”参与应急救灾。同时，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政社协作方面，社会力量应做好自身资源和能力的梳理盘点，在党委政府的统筹安排下，结合自身资源和能力，安排好救援救灾阶段的实施计划，并在过程中及时与政府沟通协作，提升社会捐赠的实施效率和效果。第二，社会组织应该对人员转移、救助物资、排洪排涝、清淤消杀、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更为系统和详细的安排计划，结合灾区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做出整体计划和自主灵活的安排。第三，加强社会力量之间的协作，提升社会组织间的信息共享水平，完善协作机制。第四，在参与救援活动时，社会救援力量也需要注重自身安全，在救援过程中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