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交易收割股市散户投资者的问题不断发酵，从股市交易量萎缩的现实看，是否预示着已经有部分中小投资者清仓或只保留极低仓位？无论如何，暂避风险的投资者应该仍对中国股市治理抱有期待，希望管理层痛下决心，尽快清理市场不公。此时此刻的股市管理者尤其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能站在国家金融安全、站在人民利益的高度，从善如流。

　　从市场对高频交易的解读看，为之辩护者无非有两条理由：其一，高频交易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其二，高频交易会使股票市场定价更有效率。这两条理由成立吗？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高频交易为股市带来的流动性，无非是交易量和换手率，但历史事实证明：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和换手率并非越高越好，美国股市连涨15年，但交易量和换手率和中国股市相比很突出吗？为什么美股涨而A股跌？关键问题在于：股市需要的是长期限的资本流动性，而绝非短期、甚至超短期的货币流动性。高频交易，哪怕是每秒300笔的所谓程序化交易，它所带给股市的流动性显然是超级短暂的流动性，这样的流动性对于资本市场绝不该是流动性主体。

　　第二，所有高频交易都号称自己是“中性交易”，但理论上说，严格的“中性交易”犹如“套期保值”，是不以赚钱为目标的。但高频交易的程序设计仅仅是为了“套期保值”？当然不是。它们必定是为了赚钱。历史地看，高频交易程序设计的逻辑基础就是：（1）赚尽股价波动中的每一分钱；（2）尽可能捕捉趋势性机会。这两个逻辑相加，势必导致固化市场趋势的作用。尤其是在A股市场资本流动性不足，投资者信心匮乏的背景下，市场易跌难涨，加之高频交易固化趋势，就会导致今天A股市场的行情走势，5月20日之后的走势实际非常典型。这样的行情使得散户投资者、以及耐心资本成为受害者。

　　第三，高频交易固化市场趋势的结果必然是：市场交易只讲趋势、不讲价值。而实际情况也是，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往往失败，如此看来，“高频交易会使股票市场定价更有效率”符合事实吗？所以，高频交易绝非股市价值发现者，而是相当程度上的“价值破坏者”。

　　正因如此，我们没有理由为高频交易辩护。实际上，发达金融市场对于高频交易都有严格管控。美国经济学家、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早在1972年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往国际金融市场——这一飞速运转的车轮中掷些沙子”。这个“沙子”就是所谓“托宾税”，目的就是让飞速运转的“金融车轮”慢下来。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整个世界被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统治，金融自由化大行其道的过程中，“金融车轮”之所以越转越快，其理由无非就是不断提高金融效率。什么效率？金融商品的定价效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结果是什么？金融空转，脱实向虚。为什么？因为市场发现只有金融“来钱快”、有效率，与之相比，所有实体经济都没效率。

　　的确，2008年之前，国际金融市场飞速运转，而且越转越快。2008年，欧美各国提出并实施“托宾税”抑制转速。其核心理念是：扭转金融短期化趋势。怎么办？根本的抑制金融转速的方法是：调整M2结构，大幅增加M2中基础货币、尤其是长期基础货币，同时压低货币乘数（货币流转速度）。

　　这实际是否定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也是货币政策的一次重大改革。从结果看，依从这一改革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现象：股市连续上涨。原因是：金融市场中长期的、适配资本市场需求的资本流动性大幅增加。而没有实施这一改革的国家，股市走势往往相反。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首先就是要严格遵从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如果确信这个原则，那就应当明确：中国不需要“飞转的金融”。因为，实体经济需要更加沉稳、更加扎实的金融服务，而“飞转的金融”一定是金融投机套利的载体，是背离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宗旨的。

　　很多人非常担心中国金融市场管理者纠缠在具体细节中，而忽视、甚至背离大道。实际上，在评价高频交易、转融通做空等交易制度的问题上，就存在“技背其道”的味道。有人会说，提高高频交易的交易成本不就是“托宾税”？是。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而高频交易与此道路是否吻合？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要看：高频交易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大家都理解：取缔高频交易、转融通做空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这部分流动性突然消失，股市会有风险。但管理层至少要给出明确的态度和时间表，这不仅大幅扭转市场预期，同时可以激励资本流动性回流资本市场。只有资本流动性越发充裕，货币流动性就可以被严厉压缩了。

　　现在要坚决防止恶性循环——资本流动性越少，资本市场越依赖货币流动性，高频交易带来的流动性；高频交易肆意“割韭菜”，导致资本流动性进一步流失。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是什么？管理层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心存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