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谭洁文图/羊城晚报记者姜雪媛

　　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杜承铭有着“双重身份”——他既是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能深入教学一线；又是副校长，能参与法律人才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使他能深入了解法治人才培养的需求和难点，也使他成功完成了《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一书。在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该书荣获一等奖。

　　“理论研究不仅需要整合和发现实践规律，更需要将理论放置于真实的应用场景进行实验评估。我在不同岗位上的锻炼，让我能够更加近距离地发现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的规律，也能与时俱进地修补不合时宜的理论学说和观点。”杜承铭表示。

　　双重角色下的法治人才培养思考

　　“教学行政双肩挑”的独特身份使杜承铭深入理解了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逻辑，并系统思考法治人才培养的需求和难点。

　　杜承铭坦言，一般的教师要完成法治人才培养相关课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其对整个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全面思考可能相对较少。“比如说一个老师教宪法行政法，对宪法行政法比较熟悉，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在这个课程中要怎么样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以及相应地学校需要什么样的课程体系改革。”

　　杜承铭在广东工业大学曾任教研室主任，也曾在教务处工作；在广东财经大学期间，他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处长以及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和法学学科专业建设与管理，这一双重角色使他积累了大量关于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一手资料和经验。“每一个专业的培养方案怎么设计，比如说专业课、学位课、专业方向课，还有公共课、学位基础课，这些课程怎么设置，都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只有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人，才能系统地思考。”杜承铭表示。

　　这一独特视角，使杜承铭能时刻观察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过程，深入地思考如何立足于工科大学底色高水平地培养法治人才。“例如，当前比较热门的数据法学科，横跨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乃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等。数据法治人才培养的方案设计，就不能用传统的法学知识敷衍应对，更应主动与不同学科对接，让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进来。”

　　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深度探索

　　“作为中国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实践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实践者，我对法治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与传统法治人才培养的不足有直接深刻的体会。”杜承铭对法治人才培养挑战和难点的系统思考，反映在其著作《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中。在他看来，法学教育要适应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需要，培养造就一批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还应找准人才培养和行业需求的结合点，以适应社会多元化法律职业的要求。

　　在《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中，杜承铭详细论述了在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的背景下，法学教育应如何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我主要从理念、实践和方法三个维度着力建构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将诸多实证案例和数据融入人才培养理论，亦将人才培养理论嵌入法学教育改革实践，形成具有动态性和可复制性的法学教育改革理论模型。”他说。

　　与此同时，该书提出，立足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至少需要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法学教育与研究五大领域的法治人才。法学教育应当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培养和输送法治人才：不仅要为大城市、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还要为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和基层培养一批能够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优秀法治人才，也要培养国家亟需的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从而保障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