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周刊：您认为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海外有哪些成功实践可以借鉴？

　　乔刚（上海商学院高等技术学院原院长）：我认为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应更开放。这方面澳大利亚的做法可以借鉴。

　　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高等文凭由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相当于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澳大利亚共有75万普通高等院校的注册学生，TAFE系统大约有127万注册学生，这个数字是澳大利亚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的1.7倍。这对只有187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来说是个可观的数字。

　　TAFE每年提供数以千计的职业和非职业课程，这些课程大多是根据社会经济和商业生活发展的需要而设计的，非常实用。TAFE的课程不仅由教育决策单位设计，工商企业界也同时参与设计课程。

　　它最大的特点是学分制，注册后终生有效，学习没有时限。无论是就职前，还是就职后，都可以让人享有提升职业能力、寻求职业转变的路径。比如我是在银行工作的，现在银行不景气了，我去进修一下，认真学习进修拿几个学分，我就凭着这个学分去考工程师，考出一张证书，便可以在工程技术岗位就业。这样，可以随时学习，随时调整就业方向，就是一个“大职教”的概念。

　　目前，我们的学制是受限的，职业教育等同于较为封闭的学校教育，不仅有考试门槛，还有学年的限制，如超过五年你就不是我校的学生了。

　　再比如美国的社区学院。它的入口门槛低，但是出口四通八达，要走学历的道路，可以转到全日制大学，要就业，可以在社区学院获得各类职业培训。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就应当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枢纽，在全方位的产教融合过程中，实现职前职后的融合，教育与就业的融合，成为人的学习和发展的阶梯。

　　城市周刊：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政府可以给出怎样的推力？

　　乔刚：要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内驱力，关键是要关注作为主体的企业能从中获得什么。不少国家以优惠或补贴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开启正向循环。

　　例如，德国政府为鼓励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通过直接补助和间接资助的形式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一是直接补助。德国所有企业（包含国营和私营所有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均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培训经费，培训经费占企业员工工资总额的0.6%—9.2%不等，德国政府将其命名为中央基金。中央基金的发放和分配由国家层面负责，中央基金以培训补助的名义仅发放给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企业。一般情况下，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可以获得其培训支出经费的50%—80%，如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专业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解决社会紧缺人才，培训补助可高达100%。二是间接资助——税收减免。

　　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奖励方案，如学徒制启动金：企业为一名受教育者提供二级证书相关培训和教育（受教育者未获得证书），可获得1250美元的补贴；学徒制完成奖励：企业为受教育者完成三级以上证书提供培训和教育（受教育者获得证书），可获得600—2500美元补贴；雇用奖励：企业雇用一名持有三级或四级证书的受教育者，可获得1100美元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