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直指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将其归结为中国政府长期实施的一系列“支持生产”的产业政策。无独有偶，5月24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当今世界正在遭受“第二次中国冲击”，声称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

　　作为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无疑是大牌经济学家。担任财长的耶伦也曾是多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他们为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却值得商榷。笔者认为，简单地“转向消费”暗含了“消费——而不是投资，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更为重要”这一判断，直接把消费与投资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此外，这两位代表性人物的观点，本身更是基于美国经济运行、政策选择甚至大选等话题的现实需要。本文将从理论、历史及政策三方面进行分析，以说明当前中国经济中消费与投资具备同等重要性。

　　理论之辩

　　消费和投资等经济学基本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是重要的经济范畴。为避免陷入语境之争，我们使用一个最一致的体系，即市场经济国家广泛采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不存在异议的统计指标说起。

　　从支出法核算角度看，经济增长是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研究者常把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这三者形象地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类，指当期为满足居民个人生活需要和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所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衡量居民消费最常用的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零），包括个人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和社会集团用于非生产、非经营的商品。资本形成表示用于资产积累的最终产品。从积累结果上看，资本形成对应经济交易所引起的生产资产当期净变化，即花费于生产资产积累上的投资支出。生产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存货和贵重物品等类别。资本形成的目的是增加未来的生产能力，但其本身也面临有效性问题。并非所有的资本形成都体现各经济单位的主动性积累，有可能是被动持有货物和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形成就是无效的，即存在常说的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的区别。当前我国的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两类，前者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绿色环保等领域，后者则是企业在生产、研发等领域的投资。

　　但是，当使用消费与投资这两个概念（指标）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即时间期限问题。经济分析上常说的一句话是，短期看运行，长期看增长；更进一步地，即使是短期的经济运行，还要区分是常态下的正常运转，还是危机状态下的应急管理。

　　这里，我们姑且沿用西方的经典理论，回顾对二者在经济作用机理上的既有认识。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面对英国经济的萧条境况，提出了三大基本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预期边际收益率递减和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来加以解释。他认为，由于消费边际倾向递减，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国民总收入的提高，国民经济体系中消费（指居民消费）的比例会逐渐降低，有效需求不足总是会产生。又因为资本预期边际收益率递减的存在，企业家们在产能已然能够满足需求的市场上不愿再追加投资，导致储蓄供过于求、利率降低，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在衰退期间，由于企业和消费者的悲观情绪，总需求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产出和就业的进一步减少。此时由于市场利率已然极低，难以通过进一步降低利率来改善投资预期。因此，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增加消费，缓解产品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困境，进而带动投资并降低失业率。

　　对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庞巴维克和熊彼特进行过细致分析。庞巴维克提出了“迂回生产”概念：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个人和厂商应当采用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迂回”，指的是牺牲现期消费以生产更多的资本品，采用新技术，组织更长的生产过程，从而将带来更大的消费。庞巴维克认为，增加储蓄、推迟消费不会损害商业，反而是更为有效的支出形式。如果这部分储蓄能够用于新技术、新商业投资和资本形成上，就会形成未来的红利。由此，庞巴维克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熊彼特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创新，认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即产业的发展过程是旧的经济结构不断破坏、新的经济结构不断被创造的过程。他认为，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只能处于“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变化，而不是具有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创新依赖于投资，但并非追加已有资本数量，而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对比凯恩斯、庞巴维克和熊彼特三人的理论，不难看出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相同。增加消费是在短期内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的有效举措。增加投资，特别对新技术、新业态的投资，则是形成经济新动能、推动长期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权衡投资与消费时，应充分考虑短期的下行压力与长期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施策。

　　历史之鉴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完善，进而才能用于指导实践。但重要前提是，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里，我们来看看美国在20世纪的两场最重要的“理论实践”。

　　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改革。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暴露出了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国内政府债务高企，并面临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又因为面临来自日本与欧洲国家的竞争，美国国内商品竞争力下降，出现了产能的相对过剩。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里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施税制改革，通过降低个人税率来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储蓄；通过降低资本利得税来鼓励投资，以刺激经济发展。二是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扩大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三是放松行业管制，包括放松反托拉斯法、取消石油价格管制、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等。四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包括推进利率市场化，允许金融产品自由定价等。从结果看，美国经济在1982年开始回升，同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4%。从1983年到198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3%；失业率从1982年的9.6%降为1986年的7%；通货膨胀从1982年13%下降到1986年的3%。但是，里根的自由化改革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其税制改革并未实现大规模减税的预期目标，减税额度仅相当于每年税收总额的2.48%。第二，里根任期内美国由于美苏冷战而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不仅没有削减政府开支，反而大幅增加了预算赤字和国债。第三，里根的金融改革导致的金融自由化使金融风险显著增加，并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

　　二是更远的始于1932年的罗斯福新政。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大危机，美国的失业率一度高达25%，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农民生活遭受重创。面对这一困境，罗斯福政府实行以救济、复兴和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改善经济和社会状况。具体而言，罗斯福新政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加强金融监管和改革，稳定并重建金融体系。罗斯福政府通过《紧急银行法案》《银行法案修正案》、创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促使公众恢复对银行业的信心，恢复银行业的稳定。罗斯福政府还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联邦住房管理局（FHA）等一批监管机构，确保金融市场的透明和稳定。二是实施一系列公共工程计划和经济刺激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罗斯福新政通过实施WPA（公共事业振兴署）项目、CCC（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等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并为年轻失业人员提供了工作机会。罗斯福新政还向农民提供补贴，鼓励减少产量或种植其他作物，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此外，罗斯福新政通过国家劳动法等规定最低工资、最大工时和工会组织等，以保护工人权益。罗斯福新政的一系列措施使美国迅速走出大萧条，并对后来美国政府的行动方向和政策框架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斯福新政和里根改革都是美国经济遭遇危机时的应对之策，其施政目标既有脱离危机这应急的一面，更关注了如何促进经济长期发展。比较二者，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在短期内回升向好的关键一环。无论罗斯福新政还是里根改革，都将消费作为施政起点。前者运用国家力量来增加消费，后者通过改革税制增加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第二，投资对于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实现长期经济繁荣则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罗斯福新政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对美国经济走出萧条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里根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消费以拉动经济的改革实际上并未收获预期效果，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是面向高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以及军备竞赛带来的产业投资。第三，稳定的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罗斯福新政通过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迅速恢复了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公民对金融行业的信心，促进美国经济复苏。里根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初衷是激发市场活力，但监管的缺失也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埋下了隐患。

　　政策之争

　　5月23日，继访华商讨中国产能问题之后，耶伦再次抛出“中国工业产能过剩”言论，呼吁七国集团（G7）建立针对中国的“联合防线”。5月14日，克鲁格曼公开批评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当前中国仍然专注于大量生产而非消费，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将在中国生产但中国不能或不愿消费的产品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对于耶伦的中国“产能过剩论”，我国官方已经进行了多次驳斥，这里不再赘述。仅补充一点，4月份在耶伦时隔9月第二次访华时，她对媒体强调，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无意与中国“脱钩”。而以国际贸易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这次显然是站稳了保护主义甚至美国优先的立场——“为什么不买便宜的中国电池呢？这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Why not just buy cheap Chinese batteries? Political economy）。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激增，关于国际贸易对美国的影响曾有过一场著名辩论。关于辩论的结果，“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样也包括我自己（克鲁格曼）——同意进口是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但随着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和美国就业状况的持续低迷，在2008年之后，克鲁格曼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变化：“在那个时代，我对中国的态度相当强硬，敦促美国政策制定者威胁征收关税，除非中国采取行动，通过让人民币升值来减少其贸易顺差，但没有成功。然而，这种担忧逐渐消失了。”到这一次《纽约时报》的发文，克鲁格曼的立场更加明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特朗普是老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但拜登总统也绝不是自由贸易的纯粹主义者”，分别是文章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段首句。这表明某种程度上保护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各党派的共识。

　　应对这样的指责，或者说政策争论，最简单同时最有力的还是事实。这里，我们引用国家统计局的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是关于中国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最终消费率（即消费率）是指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资本形成率（即投资率）是指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从图1可以看到，1978—2019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化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1978年到2000年前后，最终消费率大致稳定在60%左右，投资率在40%左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资本形成所占比重；第二阶段为2000年到2010年前后，消费率呈下降走势，投资率呈上升趋势；第三阶段为2010年以后，消费率呈上升走势，而投资率呈缓慢下降趋势。

　　第二组数据是关于投资、消费、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图2可以看到，1978—2019年“三驾马车”对我国GDP增长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到198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上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第二阶段为1985年到1995年，三者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第三阶段为1995年到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状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较为稳定，而同期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第四阶段为2009年到201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下降，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上升。

　　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高于2011—2019年的平均水平（53.4%），也高于当年投资率11.2个百分点。2021—2023年，我国消费率平均超过了60%，远高于同期30.9%的投资率，而同期净出口贡献率只有8.87%，消费是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特别是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82.5%、-11.4%。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我国经济增长正实现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与此同时，我国继续积极对外开放，更好承担大国责任。世纪疫情叠加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而中国以自身的确定性为世界经济增长继续做出了30%以上的最大贡献。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发出了《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时代呼声。同样在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发布了《“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政府再次强调愿与各国一道，携手共进、扬帆远航，面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困境，开创“未来增长的新前沿”。

　　结语

　　消费和投资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要根据一国国情特别是经济发展阶段与面临的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组合。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消费和投资是国内需求，而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近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经济不断恢复、稳定向好。

　　在后疫情下的世界，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增长恢复乏力，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而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全球企业提供广阔市场前景，共同打造全球经济新的发展空间。

　　（作者：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何海峰，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实习生郝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