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进入新时代，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积厚成势。新形势下，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龙头城市，如何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中找准定位，并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中汲取经验，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本报推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的上海作为”专题，邀请专家学者共话国家战略、区域实践与上海思考。
主持人：本报记者王多
访谈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叶堂林
瓣瓣不同瓣瓣同心
记者：在世界范围内，对广袤的国土空间进行区域规划，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有没有成功的先例？
刘云中：从国际上看，空间规划的制度、规范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体系：一个是德国，包括向德国学习的日本；一个是美国，包括较为接近的英国。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的治理、德国鲁尔地区的转型，都有相应的区域规划配套。
中国的区域规划、区域战略借鉴了国际上的经验，编制原理、方法以及监测实施措施很多都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在约束性、传导性等方面更为严格，在规划内容上更为广泛，规划的战略性也更强，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要求，也是国家体制优势的一种表现。
记者：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就长三角一体化而言，能否也给出一种形象的描述与解读？
刘云中：“瓣瓣不同、瓣瓣同心”这个基本区域关系和区域结构，不论对于京津冀还是长三角或者其他区域都是适用的。长三角三省一市各有优势，也就是“瓣瓣不同”，但都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即“瓣瓣同心”。
新形势下，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我认为最主要的任务是通过一体化的举措，实现科创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在重点科技和产业领域具有全球控制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应该说，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因为无论是创新链还是产业链，其要素都是具有较强流动性的，对政府服务治理能力、市场环境都有很高的要求。
叶堂林：在我看来，可以把长三角三省一市比作一支乐队，彼此交融、相互呼应。
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是主唱，是乐队的灵魂。江苏可以发挥经济“压舱石”的作用，类似于乐队中的吉他手，通常负责提供稳定且具有节奏感的伴奏，为其他乐器和歌声提供支撑，既能让人感受到江苏雄厚产业基础、发达制造业的“大气磅礴”，又能表达出科教资源丰富的“喃喃低语”。贝斯以独特的低音部分，为整个乐队增添层次感和力量感。浙江与贝斯手相似，以自身的特色优势为长三角提供数字经济、生态环境、民营经济等方面的层次感，努力打造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对外开放重要枢纽和绿色发展新标杆。鼓手是节奏的化身，总能在瞬间以铿锵之音掀起情感的波澜，犹如安徽能够凭借其强劲的创新能力为长三角激起无限的浪花。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山水相依、同声共气，联合组团、握指成拳，宛如一支耀眼的乐队，不仅在区域内演绎高质量发展协奏曲，更以其魅力四溢的旋律辐射全国。
记者：京津冀叫协同发展，而长三角叫一体化发展。“协同”与“一体化”之间有什么区别？
叶堂林：协同发展与一体化发展都是现代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概念，在目标上都追求区域整体优化和效率提升，但在实施方式和深度上有所不同。
协同发展强调的是区域内各主体之间的协作与配合，通常指的是多个相对独立的地区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合作；一体化发展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整合过程，涉及区域内政策、市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在协同发展中，各参与方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共识，共享资源，分担风险，共同推进特定领域或项目的进步；在一体化发展中，各参与方需要让渡一部分自主权，以便实现统一的规划、政策和标准。
进一步来看，京津冀是国家“减量型、优化型、调整型”区域发展战略的示范试验地。与京津冀相比较，长三角则是目标导向性的国家战略，更强调中央指导、地方自下而上合作，是国家“优化型、提升型、一体化体制改革”的示范试验地。
用好政策工具箱
记者：京津冀、长三角在经济、金融、科创、贸易等领域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
刘云中：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市场主体在经济、金融、贸易、科创等领域的竞争是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重点在于建立协商机制，协调政策方向和支持措施。
叶堂林：京津冀、长三角各自拥有独特的定位和优势，应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特长，进而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
记者：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0周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可以从中学习到哪些有益经验？上海可以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
叶堂林：从全球视角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首先，通过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区域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和高端人才，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节点；其次，京津冀区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实践，为其他城市群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激励；再次，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了全球经济互联互通与共同繁荣。
可以说，京津冀形成了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衍生出很多发展经验。具体而言，有两点内容可供参考：
一是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项目协调等多种手段，对京津冀进行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确保区域协同发展顺利进行。
比如，打造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重要的国家战略。只要用好政策工具箱，协同发展就能坚定前行。
二是缩小区域内部差距。10年来，京津冀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主抓手，通过优质教育和医疗等资源共享，推动区域内较为落后的地区得到发展；通过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通过产业转移和合理分工，推进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
记者：从世界城市群的建设历史中，我们又可以得到哪些启发？
刘云中：一般认为，世界五大城市群包括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其建设经验和特征归纳起来不外乎是强劲的产业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合理的城市分工、核心城市带动城市群联动发展以及政府的规划协调提供保障。
叶堂林：学习借鉴国际城市群的发展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认为有两个方面要引起重视：一方面是金融发展，另一方面是科技。
对于京津冀、长三角来说，首要的是重点整合和利用一流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企业的科技资源，推动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其次是鼓励科技资源积极向外辐射，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重点产业链两端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接下来还应积极打造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区块链+众包+众筹”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