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公安部等6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大对财务造假的打击力度，完善监管协同机制，构建防治财务造假长效机制，加大制度供给，强化激励约束，为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透露，在立法层面上，将推动修订《证券法》，对违规信披公司和责任人的罚款上限由60万元、30万元大幅提升至1000万元、500万元；对欺诈发行的罚款上限由募集资金的5%提高到1倍；《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违规披露的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最高可判10年有期徒刑。

　　A股总计5000多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公司只占少数，但正是这些“少数”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从证监会推动立法的动向来看，让造假者无利可图、血本无归乃至锒铛入狱，将从根本上扭转A股市场造假收益远超造假风险的积弊，绝大部分心术不正者也将被拒于资本市场之外。但严厉的惩处要切实发挥震慑作用，需要全面高效的监管手段，即监管机构要具备及时发现财务造假的能力，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减少监管盲区，全方位围堵造假空间，而这正是《意见》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有效打击财务造假，建立在对既有经验的深刻理解之上。《意见》提出，要坚决打击和遏制重点领域财务造假，其中列举的重点领域都有大量现实中的案例，甚至是大案要案。

　　比如，通过“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方式实施的财务造假，就有隋田力的“专网通信”大案，13家上市公司卷入，其中江苏舜天虚增营收就高达103亿元；滥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实施财务造假，如广誉远滥用“出库即确认收入”会计政策，通过提前确认销售收入等方式，导致多年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通过伪造变造凭证、利用关联方虚构交易或第三方配合，非常隐蔽也很难查证，比如每日经济新闻调查报道揭露，广东榕泰疑隐瞒三大供应商关联关系，2018年合计采购逾4.7亿元等。在既有案例的基础上见招拆招，能有效提升监管效能，比如对于系统性、团伙型财务造假，既要“追首恶”，也要“打帮凶”，全面惩处财务造假的策划者、组织者、实施者、配合者以及专业化配合造假的职业犯罪团伙。

　　有效打击财务造假，需要不同职能部门，需要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和配合。追究刑责需要公安部门参与；识别财务造假线索，需要查询银行流水、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这需要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参与；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则需要出资单位履行监管责任，不能甩手“外包”给资本市场，中泰化学财务造假案即是教训。

　　《意见》还特别提出，完善财务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内部人士举报奖励机制，提高奖励金额，保护“吹哨人”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借鉴成熟监管经验，重奖“吹哨人”能最大限度扩展监管面，及时阻断造假行为，可发挥的空间很大。同时也应看到，资本市场参与主体数以亿计，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将上市公司数量视为政绩，对属地企业不分优劣极力加以保护，所以《意见》也提出，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地方各级政府在提供政策支持过程中，将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财务真实性作为扶优限劣的重要依据，依法合规出具税收、合规等证明文件。

　　可以预期，在《意见》的相关要求逐渐落地后，面对财务造假的巨大风险和无处不在的监督力量，财务造假的利益链条将难以维系，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将更加顺畅有效，资本市场的生态也将更加风清气正。对造假行为“零容忍”，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是对资本市场“三公”原则最有力的守护，也是对投资者最庄重的承诺。

　　当承诺必达，则信心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