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如何看待中国的老龄化现状及进程？个人在这个快速老去的时代又该做好哪些准备？未来国家的养老政策还有哪些期待？近日，界面新闻专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原新。他指出，中国未来的老龄化图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见过，呼吁年轻人树立个人是老年生活“第一责任人”的观念。同时，国家层面仍有许多政策有待推出和加强。

　　原新介绍，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窗口期”，“十四五”期间中国取得了多项进展，包括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长期照护体系的推广、多支柱多层次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的提出、银发经济的规划，以及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等。

　　他认为，在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政策方向将聚焦于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创新和改革，同时巩固和优化已证实有效的模式与路径，确保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各项措施得以切实落地，这意味着现有框架下的政策将得到细化和完善。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中国老龄化图景

　　界面新闻：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是全世界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如何理解这一老年人口形势？

　　原新：中国之所以拥有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就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而且从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社会的速度，在世界所有老龄化国家中属最快之一。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在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目前大概排在第60位左右，但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进入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行列，且以世界第一老年人口大国的身份进入，占世界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老龄化的体量大、速度快、水平高，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

　　2021年，中国的人口达到最高值14.13亿。这指的中国大陆人口，这里有一个概念要澄清，2022年印度人口超过了中国人口，实际上是印度人口超过了中国大陆的人口，并不包括港澳台的人口。2021年大陆人口达到最高峰值以后，2022年和2023年已经经历了两年的负增长，尽管如此，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左右，中国的总人口大概率还在13亿左右。生育率的高低，对接下来三十年，即到本世纪中叶的人口总量影响相对较小。从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来看，总人口的减少是温和的，这是人口规律决定的。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远期阶段，人口减少将变得极为剧烈，长周期观察，人口负增长会出现迭代加速趋势，尤其是生育率越低、维持时间越长，减少幅度就越大，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2023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97亿，占总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为2.16亿，占总人口15.4%。无论是以60岁还是65岁为老年人口的界定，中国都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地位将持续到本世纪60年代。预计到2054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最大规模5.2亿人，占比超过40%；2057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亿人，占比接近35%，进入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方阵。

　　从老龄化速度来看，从2000年至今，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从1.3亿增长至近3亿，占比从10%上升至超过21%，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度老龄社会。预计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4亿，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峰5.2亿，占比超过40%，进入超老龄社会。本世纪后半期，老年人口数量开始缩减，但是老龄化水平继续升高，到本世纪末，老年人口数量可能会减少到3.6亿左右，但老龄化水平将接近50%。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3年跨入中度老龄社会，中国仅用了23年，相比之下，法国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澳大利亚用了73年，美国用了69年，英国用了45年，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可窥一斑。

　　界面新闻：如果从内部来看，中国老龄化呈现出哪些特点？

　　原新：中国老龄化的总体特点，我将其概括为“五超”：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数量、超快速度的老龄化进程、超高水平的老龄化程度、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形态以及超大差异的老龄社会内部结构。中国拥有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规模将从3亿扩大到5亿以上；老龄化进程迅速，只用发达国家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相同的老龄化进程；到本世纪中叶将以第一老年人口大国和40%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进入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行列；且老龄社会形态将趋于稳定，本世纪后半期，少年儿童人口占比约15%至20%，其余为劳动年龄人口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几乎各占一半。此外，中国内部老龄化差异极大，城乡、区域、省级、民族等差异显著。

　　界面新闻：大家通常认为，农村的老龄化应该晚于城市，但人口普查结果正好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原新：这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与人口迁移流动直接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激活了人口空间的迁移流动，流动人口数量从1982年的不足700万增长到2021年的3. 85亿，占总人口的27.4%。农民工数量在2022年达到2.96亿，城镇化水平在2023年达到66.2%，各项指标连连创历史记录。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力就是就业，核心动机是寻求经济利益，具体表现为就业机会的追求。所以，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八成以上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进入城镇寻求更好的工作和收入。这种迁移流动模式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从而改变了城乡的人口结构，尤其是加速了农村的老龄化进程。

　　中国自1982年人口普查时就已发现城乡老龄化倒置的差异现象，且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老龄化水平为23.8%，城镇则为15.8%，农村老龄化水平比城镇高出8个百分点，率先迈入中度老龄社会。形成严重的城乡老龄化倒置现象，即农村早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直接原因就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至城市，农村率先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大潮，无形中加剧了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区域间的老龄化差异同样显著，2022年，除西藏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六十五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均超过7%，表明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辽宁的老龄化水平最高，超过20%，上海、重庆、四川、江苏、黑龙江、吉林的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7%，而西藏的老年人口比例仅为5.9%。这种老龄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除了不同区域间的差异，老龄化问题还体现在不同收入、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需求上，这对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构成了长期挑战。

　　界面新闻：最近一些研究显示，中国的百岁老人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普遍的长寿对应对老龄化有哪些影响？

　　原新：中国面临的养老挑战日益复杂，由老龄化、长寿化和高龄化三重趋势叠加而成。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需要赡养的人群增加；长寿化则意味着寿命增加，退休后的余寿延长，增加了养老的时间长度；高龄化指的是高龄老人（通常指80岁及以上）数量的增加，这部分人群对社会服务的依赖度更高。

　　一方面，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养老负担；另一方面，长寿化导致养老周期延长，我国男女综合的平均退休余寿约为25年以上，每个人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时间都在延长；高龄化则意味着健康状况弱化、自理能力弱化的高龄老人增加较快，对社会服务依赖度高的群体规模增加。例如，85岁以上高龄老人中，近三分之一处于失能或半失能状态，而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这一比例接近一半。与此同时，国家还在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金待遇，自2005年以来，已经连续20年增加老年人的养老金标准，老龄化、长寿花、高龄化、养老标准提升四个趋势共同作用，使得中国的养老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和任务更加艰巨。

　　“个人是老年生活的第一责任人”

　　界面新闻：如此迅速的老龄化将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有何应对之策？

　　原新：应对老龄化，需要认识到老年人并非社会负担，而是潜在的社会财富，尤其是低龄老人。这部分人群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教育水平岁代际更迭不断向好，具备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因此，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如延迟退休，被视为利用长寿红利的机会。

　　然而，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面临挑战，尤其是与当前就业市场的紧张关系。尽管“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但具体政策尚未出台，这可能与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就业“内卷”有关。但既然已经列入规划，实施只是时间的问题。

　　界面新闻：有观点认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目前全国层面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如何？

　　原新：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老龄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密集部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有学者统计过，2013年以来，部级以上的涉老文件多达近400个。在国家层面，2019年，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立为国家战略，并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规划了2020年至2050年的分阶段目标和任务。2021年，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部署了未来一段时期老龄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指导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纲领。

　　“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取得了显著进展。综合来看，我国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明确了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和个人的养老责任，构建了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框架，强调了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基本养老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多样化和可持续的养老服务。

　　首先，明确了政府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职责，确立了基础性、普惠性、共担性和系统性四大原则。政府清晰地界定了在养老领域中的角色，即提供基本保障，保基本、普惠、兜底，而非包揽一切，将市场能承担的部分交由市场处理，充分发挥市场在养老领域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列出了基本养老服务的十六项清单，明确了自身的职责范围，涵盖了政府购买服务和市场运作的各类养老服务。“十四五”规划中，对老龄事业发展和老龄产业发展的五年规划详细列出了具体任务，既有约束性任务，也有非约束性任务。

　　其次，多支柱多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框架搭建完成。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养老保险责任分担共担机制，即养老保险金的积累和资源配置不应完全依赖政府。政府的职责在于保基本、普惠和兜底。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退休金制度按工龄长短计发退休金，最高可达退休前工资的90%到100%，如此高的替代率对任何经济体都是不可持续的。

　　如今，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已转变为三支柱：第一支柱是政府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全民覆盖；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就业单位和个人共同出资，形成年金基金，用于退休后的养老金补充；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储蓄和商业保险等，鼓励个人在创造财富工作就业期间为老年生活配置养老资产。

　　“十四五”规划期间，养老金融首次被明确提出，成为金融领域的五大方向之一，包括科技、绿色、普惠、养老和数字金融。养老金融不仅涵盖现有的养老保险、长期照护保险和医疗保险，还涉及为养老产业提供金融支持的各种安排。没有金融支持，老龄产业、养老产业的发展将受限。养老金融是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包括保险制度的规范与强化、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银发经济和健康养老产业的扶持，以及满足养老金融需求的全面服务。

　　界面新闻：这两年社会对个人养老金制度议论较多，这一制度目前的推进情况如何？

　　原新：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于2022年10月推出，个人养老金账户开设自愿，但一旦开设，应定期存款。国家规定目前每人每年最多可存入12,000元，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存款，包括减税或延税，由有资质的金融机构管理，确保账户安全，政府是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备书。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正从单一支柱向三支柱转型，目标是形成“哑铃型”结构，即政府基本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金准备为主，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为补充，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约10.7亿人，实现了应保尽保。第二支柱覆盖了约7000多万人，第三支柱自2022年10月至今，已有超过6000万人开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

　　理想情况下，政府基本养老金在现行制度下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替代率能达到工资的40%左右。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能再补充10%-20%左右，个人养老金能补充30%-40%，使总体替代率率达到70%-80%以上，形成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类似于“哑铃型”养老金结构。然而，我国当前的结构更像是“图钉型”，需要努力向“哑铃型”转变，以实现养老保险体系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多支柱多层次基本养老保险的的分担机制。

　　界面新闻：过去有一句口号叫“政府来养老”，如今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很大，如何说服他们为现在就为几十年后的养老做准备呢？

　　原新：这就需要多支柱多层次基本养老金的共担机制。过去的退休金中度安排，人们单纯依赖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障，但现在转向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和个人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的机制。与西方发达国家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养老金制度相比，中国养老金体系的福利性相对较弱，养老金制度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当前阶段，尽管年轻人面临就业困难等挑战，为个人为老年生活做储备仍至关重要，因为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

　　有人认为现在交社保的人在为未交养老金的人支付养老金，这可能导致心理不平衡，但从历史角度看，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父辈们当时工资都是两位数或三位数，他们几乎都是在低收入、低消费时代度过一生，而且是多生孩子时代，无法为养老做储备和资产配置。但是，现在和未来的老年人是改革开放以来富起来的群体，50后已经是老年、60后正在进入老年、70后即将变成老人，他们的经济收入已经有能力为老年生活做一定的储备和养老资产配置，他们应具备为自己养老准备的能力和理念，不再像父辈那样只能期待政府提供的退休金。

　　我们应该树立自己老年生活的“第一责任人”的观念，养老金的储备是年轻人的责任和义务。一生中创造财富的年龄段，即从20岁到60岁左右，应为老年期转移或配置一定资产，形成养老资本。个人养老金储备是长期主义的行为，一般需要20年至40年的准备期，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界面新闻：印象中，“银发经济”也是“十四五”期间提出的概念，相比“银发红利”，“银发经济”有哪些特点？

　　原新：银发红利的概念，指的是充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口的巨大规模和日益增强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低龄老人（60至69岁）数量庞大，健康状况良好，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供了良好基础。庞大的低龄老人是人口机会，但要将人口机会转化为红利，需要适宜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特别是就业政策，为老年人能够参与社会和创造财富的机会和平台。

　　银发经济概念超越了单纯的银发红利、老年经济范畴，它是指适应老龄社会不断深化的经济适老化改革。传统的金字塔型人口结构正转变为倒金字塔型，即老年人口增多，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儿童人口减少。原有的经济运行体系、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制度都是年轻型和成年型社会，面对日益深化的老龄社会，需要进行适老化调整和改革，促使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适应老龄社会的需求。银发经济是双老经济，包括“为老经济”和“备老经济”，前者指面向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所有经济活动，后者是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做准备的所有经济社会活动。目标要解决老年人的“急难求盼”需求，一是提升现有养老服务和养老产品的质量，优化结构；二是利用科技和数字化新技术，创新养老服务产品和服务类型，如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养老产品、健康产品、抗衰老产品和老年金融产品等，培育新业态、创新新业态，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

　　当然，发展银发经济需要良好的环境和要素保障，包括养老金融支持、大数据应用、用地和住房政策、技术创新等。这些要素与银发经济的结合，将促进新业态的创新和发展，是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受老龄社会形势驱动。

　　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具体措施

　　界面新闻：从家庭或者个体角度看，一方面国家正在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体系，另一方面老人又普遍是在家里养老，你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原新：总的来说，中国正经历着从家庭基本功能向社会化服务的转型，这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随着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简约化的变化和社会发展，家庭基本功能正在弱化，社会化的服务在满足不同年龄段人口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原定的“90-7-3”目标，即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仅有极少数进入养老机构。目前，政府高度重视居家社会去结合，提出的居家社区结合策略，强调了社区在居家养老中的重要作用，没有社区的支持，居家养老难以实现。居家养老最迫切的需求集中在助餐、助洁、助医、助行。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正在这些领域共同努力，提供各种服务。

　　医养康养结合是另一大亮点，如果将养老分为助老和养老两部分，前者主要康养结合，后者主要是医养结合。目标是让老年人接受充分的健康服务，尽可能的延长健康期，尽可能长时间地在养老院围墙之外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此为“康养结合”；只有当老年人失能或半失能时，才会进入养老院的围墙之内，接受专业化、职业化的服务，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此为“医养结合”。

　　界面新闻：不同年龄的老人的养老需求不同，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需要更多照料，这方面未来政策有哪些规划？

　　原新：健康状况与年龄相关，低龄老人的健康状况优于高龄老人且普遍健康。2020年人口普查将老年人健康状况分为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说能自理（半失能、不健康且说不能自理（失能）四类。8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失能或半失能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而低龄老人的这一比例不到10%。我认为，在大力推进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下一步政策重点将是满足非健康老年人的需求，特别是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推广。

　　自2016年起，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试点城市从14个扩展至49个，目前覆盖人数达到1.7亿。这一制度主要针对失能老人的护理需求，提供护理的资金保障，旨在建立专业的护理保险体系和制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变成正式的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形成第六个保险制度安排。

　　界面新闻：近年来，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针对老年人的犯罪行为也开始增多，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原新：老年人面临着诸多风险，尤其是网络诈骗成为一大隐患。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网络环境的精准推送机制，算法能够根据用户的搜索记录推荐相关产品，不仅针对年轻人，也影响着老年人，有时甚至诱导其购买不必要的商品。二是诈骗团伙专门针对老年人设计的骗局，利用小恩小惠吸引他们参与，如赠送鸡蛋等小礼物，诱使其购买昂贵且无用的保健品。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首先，加强网络监管，确保算法对所有用户友好，避免滥用个人信息进行不当推销。其次，法律应严惩诈骗行为，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提升老年人自身的数字素养，增强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至关重要。这包括教育他们识别网络陷阱，以及提高使用数字产品的技能。

　　家庭和社区的支持也不可或缺。营造一个关心老年人的环境，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保持紧密联系，常回家看看，倾听他们的需求，避免用贬低的语言刺激老年人。老年人也是有自尊的，避免言语上的伤害，维护其自尊心、存在感和被需要感。有相关调研显示，在老年人遇到数字产品使用困难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向社区工作人员求助，而非直接求助于子女，这反映出代际沟通中存在的问题。

　　界面新闻：你如何看待生育支持政策在积极应对老龄化方面的作用？

　　原新：积极应对老龄化，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至关重要，因为人口发展趋势中，死亡率相对稳定，而寿命延长是科技进步、医疗改善和生活条件提升的必然结果。影响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和死亡，中国人口未来动态变化的方向和趋势将主要由生育率决定。较高的生育率可以减缓人口负增长速度，从而缓解老龄化程度；反之，较低的生育率将加速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进程。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一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提振生育率水平至关重要，进而对缓解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将决定未来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