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默
30多年前的那个盛夏，父亲被查出患了癌症。身为医生的父亲，濒临崩溃，茶饭不思。
母亲和我陪着父亲到济南接受治疗。让我困惑的是，父亲放着大医院不去，第一站带我们到济南第二机床厂职工医院。多年后我才理解，他这样做，只是因为清楚自己的病情并为今后埋下伏笔。他的身体和心灵最初自这儿出发，父亲离开这儿时26岁，待到归来时52岁。
父亲的同事们听说父亲来了，纷纷从各自的工作岗位聚集到那间放满设备的检查室，男男女女挤了一屋。他们叫着他的名字，拉着他的手，瞧上去既亲热又兴奋，屋子里到处迸溅着热烈的火花，仿佛他此趟来不是接受治疗，而是重访故地走亲戚的。
只有我发现，母亲躲在一个角落悄悄抹着眼泪。
一
父亲与其他人乘专车离开济南，经郑州、过武汉，进株洲和衡阳，入柳州，三天四夜后，到黔南都匀市，火车最后停在了清泰坡车站。东边的黔桂铁路蜿蜒不见首尾，西边的剑江日夜奔流不息，由济南第二机床厂一分为二迁入的都匀机床厂（后更名为东方机床厂）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时间是1966年9月，恰逢中秋节，单身的父亲与那些拖家带口的同事一起在绿皮火车上、在“哐当哐当”的节奏中度过了那个中秋。
父亲在世时，从未跟我说起过他乍到都匀机床厂的生活，我也没问过，但我想象那种生活一定简陋而艰苦。机床厂选定仓促上马又匆忙下马的都匀钢铁厂旧址当厂址，厂区到处破破烂烂，一片荒凉。不少职工居住在棚屋中，早晨到剑江边掬一捧河水洗洗脸，然后步行去沙包堡镇上的小饭店吃饭。厂里后来才建了一个小食堂。
在机床厂的日子，我家经常有来自山东的花生米吃，因为我们有位老乡伯伯。他姓任，也是从济南第二机床厂支援三线建设来都匀的，长我父亲几岁，又矮又胖，望上去像一粒饱满结实的花生米，我们孩子都叫他“花生米伯伯”。他和我父亲都喜欢穿蓝色帆布工作服，仿佛是将帆布质地的机床厂穿在了身上。有一次，“花生米伯伯”来我家吃饭，他拈一粒恰到火候的油炸花生米，害羞似的轻抿一小口老乡自酿的苞谷酒。他很快脸红了、话稠了，好像在说自己的母亲，说着说着就肩头耸动着掉泪了，我父母在旁边不住地劝他。
听父亲说，“花生米伯伯”的母亲在山东农村，他每年总要回去一两趟探望母亲，微薄的薪水都换作了一张张窄窄的车票。回来时没啥好带的，就背上一布口袋花生米。辛苦背来了，自己却舍不得吃，分送给老乡一些，剩下的就装进提包里，随身带着逗逗我们，赚得一串甜甜的“花生米伯伯”和脆脆的笑声。到都匀7年后，他终于走累了，索性在那个中秋节留在了母亲身边，就像一粒花生米在千万只壳中寻寻觅觅到了自己的那一只，他也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土。
父亲真替他高兴。为欢送他，父亲叫上七八位老乡，到都匀市里的照相馆照了张合影留念。照片中每一个人都穿得利利落落，精神面貌清清爽爽，他们一律头发乌黑、眼睛明亮，我凭此认定他们是一群内心纯净的人。
二
照片上有一位许伯伯，他是父亲在机床厂职工医院的同事，也是山东人。
许伯伯有3个儿子，他的大儿子一家和三儿子后来想方设法调到了我邻近的城市，那里离许伯伯的老家很近。后来从职工医院退休后的许伯伯与老伴投奔老大一家，由于买不起房子，就和老大一家住在一块儿。过了几年，许伯伯的老伴病倒了，猝然人事不省，成了植物人；许伯伯也突发脑出血，幸好抢救及时，意识和说话都没受影响，却从此坐上了轮椅。老大和老三都上着班，只好将因为工厂破产一次性买断工龄后四处奔波打工的老二宁子叫来照顾他俩。
3年前，我专程到邻近城市看望许伯伯和阿姨，我觉得我是在替我父母看望他俩。他俩都比我父母年长，他们从同样的地方来到那座陌生的山城，自此有了相同的经历，也成为三线建设记忆中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人这一生，在时代的感召下，激情燃烧地投入和参与到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中，拥有一段共同的难忘记忆，至少在当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这经历和记忆，宁子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之间超越了乡情、友情与同事情，成了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老一辈的感情也潜移默化着我们这些子弟，比如说，宁子和我、我和散落在各地的其他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我们也是兄弟姐妹，在我们身后，站着我们当年风华正茂的父母，他们是我们的强大背景。
那天，宁子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等我，上车领我去家里。穿过客厅，进入卧室，许伯伯正坐在轮椅上等我。我已经快40年没见过他了，我的记忆仍旧停留在他30多岁时，他浓眉大眼，白衬衣的第一颗扣子直到最后一颗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而眼前，年过八旬的他明显衰老了，嘴巴也瘪了，套着一件汗浸水洗得变了色的白色老头衫。我一下子想起，我的父亲不在人世快30年了，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
阿姨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她一天到晚都是这个样子，依靠鼻饲维持生命。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知道我的到来，她在心里反复念叨：是惠泉家的老大来了。接着，她胸中掀起汹涌波澜，百感交集，又无比安静地沉沉睡了。她曾是机床厂托儿所的保育员，名副其实的阿姨，见证过我的成长。
我挨着许伯伯坐下，听他讲过去那些事儿。从走近他开始，我便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浓烈气息，这也是属于我父亲的气息。我记事儿起就熟悉这气息，它深深地烙在我童年的肌体上。他说起父亲临离开机床厂时跟他的对话。那些话语，让我吃了一惊，我真的没法将它们与父亲懦弱、平淡、呆板、固执的日常形象联系到一起，我甚至怀疑那不是我父亲说的，但我立刻否定了自己。
三
不久后，阿姨去世，许伯伯也在2023年1月1日去世。当宁子告诉我此噩耗时，我正走在回家路上。当时我就想，许伯伯和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带着他们的个体记忆，像一片片树叶一样陆续凋零了。
许伯伯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新年第一天告别这个世界，这当中也许蕴含着某些难以言表的隐喻与象征。他们青年时怀揣着理想，被一列绿皮火车从济南第二机床厂拉到都匀机床厂。火车的色彩仿佛是他们青春的肤色和旗语。他们老了又追赶着乡愁，被一列火车拉回了山东，却再也不是那列曾经的绿皮火车。他们是一朵朵蒲公英，时代的风将他们吹到贵州，在高原扎下根来，一天天地学会将他乡变作故乡。一个个青春就像一粒粒种子，同样被时代的风裹挟着，落在群山的褶皱间，追随河流的脚步四下飘零，用尽气力也开不出一朵谦卑的花。只是许伯伯比我父亲幸福，他比我父亲在人世间多享受了30年亲情，也让宁子弟兄仨可以随时随地面对面地叫一声爸爸。
近十几年，我回过都匀三次。东方机床厂彻底破产了，偌大的厂区以三线博物馆的名义被开发作了商业综合体。三线工厂有自己的内部代号和代码邮箱，这在当时代表着它们的特殊地位，如今仅留下一个个空洞如弹孔的数字。反倒是我们这些当初散养长大的三线子弟，每逢聚会总习惯以居住的楼号来认对方。这些数字仍然清晰地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仿佛是一个个接头暗号，一经说出便能重启我们共同的记忆。
从前楼到后楼，我穿行在那些式样单一、面目晦暗的居民楼间，外墙裸露的红砖愈来愈黯淡，终有一天会让人辨不出色彩。阳光照在上面，摸上去温暖如红砖刚出窑时，我仍然相信父辈的热血在里面燃烧和沸腾。
路上，我遇见一个个人，他们有的与我父母熟悉，看着我从出生到成长；有的仅仅看见我，凭着我的长相，脱口就问：“你是王大夫的儿子吧？你家父亲还好吗？”我觉得好神奇啊，隔了30年，他们竟然还能通过站在面前的我，一下子想到我的父亲。但熟悉或认识父亲的人会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我再来这儿，会成为一个陌生的闯入者。
自1966年9月至1984年6月，父亲一个人来了，又领着一家四口走了，度过了一个人的成人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