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准入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之一，负面清单的概念最早源自外资准入管理制度。2018年，我国将二者有机结合，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一改革举措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生动实践。
推动平等准入
在深圳世界之窗景区，游客秦女士通过美团点了一份奶茶套餐，仅过了5分钟左右，无人机就将奶茶送到了手上。
“无人机如何能合法地飞起来？过去4年，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经历了长时间探索。”美团无人机公共事务负责人闫琰说，低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撑，更需要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在空域审批、适航审定、适航标准等方面积极改革创新，突破阻碍新生事物发展的藩篱。
低空经济是近年来悄然兴起的“四新经济”代表之一。2023年我国新设企业1002.9万户，“四新经济”企业占比达39.4%。这种新经济形态能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离不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全面实施。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就是要真正实现“非禁即入”。我国先后出台了4版负面清单，清单事项主要做“减法”，由2018年版的151项缩减至2022年版的117项，缩减比例达到23%。每一个“减法”落地，都意味着一个更加开放的领域。市场准入的放宽，使更多社会力量能进入过去被视为“高门槛”的行业。此举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也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线路。开通两年来，累计客流超2000万人次。这条线路的开通，让越来越多社会资本有了稳定预期，有望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铁路投资建设。项目的示范效应也将促进我国铁路投融资体制更加健全完善，为铁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截至今年5月底，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占所有经营主体的比例从2019年的95.5%增长到96.4%。随着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新兴领域市场准入持续放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空间巨大。
扩大制度型开放
从最初的190条，到目前全国版的31条、自贸试验区版的27条……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上的“减法”见证着中国开放的力度，也为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
在日前结束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毕马威中国咨询首席战略官蔡伟表示，中国不断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在外资企业关心的医疗、电信等领域开展准入试点，表达了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诚意，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合作创造了条件。
2018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到2022年，汽车行业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2018年10月，宝马集团拟定协议，将收购在华合资公司华晨宝马25%股份。2022年，协议伴随负面清单生效而正式履行，宝马集团在华晨宝马所持股份增至75%。今年，宝马再次宣布计划对沈阳生产基地增加投资200亿元，准备启动新车型的本土化生产。
作为全国首家独资造车外企，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设立，也是制造业负面清单“减法”效应的生动例证。
2019年初，特斯拉超级工厂在上海开工，短短一年内完成了建厂、生产、交付，并在这几年接连完成第100万辆、第200万辆整车下线，跑出了“中国速度”。
受益于负面清单的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关于金融业的相关限制措施已经清零。2020年版的负面清单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了一批外资金融企业在华投资的步伐。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已达3.86万亿元，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2.4万亿元，在境内保险行业总资产比例已经达到10%。今年3月22日，我国首家新设外商独资证券公司渣打证券在北京正式开展业务。
优化监管机制
运用改革的方式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完成建章立制、体系创新，是改革顺利推进、改革成果得以巩固的有效路径。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申兵认为，近年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调整坚持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攻方向，聚焦落实非禁即入、依法准入、精简必要的原则，注重与事中事后监管体系衔接配套，致力于根除“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不良土壤环境，建立了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常态化清理机制，以点带面持续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建立了违背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案例归集与通报制度。按照“一案一核查、一案一通报”原则，定期归集违背有关“统一性”规定的案例，并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和“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公示。目前已经开展了第六批排查清理。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了不当干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为问题整改和典型案例约谈通报制度，开展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问题线索核实整改工作，征集了1100余条问题线索，其中超九成有效问题线索已督促地方完成整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主任王丹说，当前，重点行业领域市场分割问题仍需继续清理。要在深化改革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优化产权保护、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同时创新监管机制，运用信用监管、行业监管、“互联网+”监管与触发式监管等手段，构建“准入+监管”的闭环管理体系，营造更加公平、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