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羊城晚报记者梁善茵

　　暑假如期而至，少儿阅读需求迎来小高峰，不少家长已将孩子的假期阅读计划排上日程，一批应市的少儿图书趁势推出，给人供需两旺的印象。而据开卷监测数据，2024上半年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同比下降6.20%，尽管少儿类图书在二级分类市场中码洋比重最大（29.17%），但同比仍处于负增长状态（-1.46%）。

　　少儿图书出版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家长如何为孩子挑选童书？日前，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少儿图书出版社编辑、阅读推广人，听听他们怎么说——

　　行业扫描:怎样为孩子选书？

　　靠“吃人口红利”的日子已经过去

　　整体而言，国内原创童书作品的占比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全国新书首发中心2023年度全国新书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上市新书共18.36万余种，新书码洋品种贡献率达到了近10年来的最高点。其中少儿类图书码洋占比居首，为30.61%。

　　当下是发展原创最好的时期，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比如市场对原创作品出版的急需，导致大家疯抢资源，拉低了原有的出版门槛。“原创童书的同质化日趋严重，一本没有IP基础的新书上市后，若得不到流量平台的推流，几乎无法走入读者群体的视野。”北京光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童书编辑李秋玥说。

　　“包装精美的童书越来越多，主题五花八门，打开却发现内容大同小异。”叶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现在快4岁了，为了鼓励孩子多读书，她每个月都会给孩子买四五本新书。

　　也有家长吐槽，一些少儿科普书籍虽然知识丰富，但缺乏故事性、趣味性，“孩子对故事类的书籍比较感兴趣，但之前囤的科普书基本上都在‘吃灰’，孩子看几页就放下，有些甚至翻都不翻。”在广州购书中心天河店，带着准二年级的孩子来买书的李女士说。

　　“今年上半年引进的新书较多，优质原创童书发力明显不足。”资深少儿出版社编辑穆然告诉记者，原创能力不足是我国童书市场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以少儿科普类图书为例，目前除少数几位国内原创作者的作品比较畅销，基本还是以引进童书为主。

　　“目前少儿科普作家以80后为主，我们鼓励更多年轻的、跨界的创作者投稿，但作品质量往往不如预期。”她表示，撰写科普读物的作者一般是科研人员，他们要将艰深的知识转化成通俗易懂的文字，往往需要较长的创作周期；反过来，熟悉童书写作的作者很多不具备相应的科研背景。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少儿出版靠“吃人口红利”的日子已经过去，在产业、渠道、组织架构全面协同升级的新阶段，更需要专业少儿出版人的坚守与引领。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建议，“希望国家政策层面能够支持，比如像欧洲那样把图书行业作为一个市场例外来立法，对于新书，尤其是当年新书，一年以内禁止低价恶性竞争。”郑重表示，目前多家出版社抱团取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杜绝低价倾销，但效果相当有限，应在全国性行业协会甚至政府主管部门等更高层面上进行推动。

　　分级可以防止阅读的指标化

　　今年4月，瞭望智库发布的《中国儿童阅读能力调研报告》显示，儿童年平均阅读量为14.68本，是成人阅读量的1.81倍。“国内少儿的阅读率不断上升，少儿的纸质阅读习惯保持较好。”在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王林看来，如今孩子面临的最大压力来自应试教育，上学时的自由阅读时间被课业挤占，暑假恰是一个阅读的好时期。

　　如何给孩子选书？王林坦言这是他被家长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他至今仍清楚记得这个场景：一个妈妈急匆匆地带着孩子来书店，她问售货员，孩子三年级应该读什么书。售货员也不是很清楚，回答某本书好像卖得挺好的。

　　“我经常和家长们说，多让孩子读经典、读符合孩子兴趣的书籍，但他们可能并不清楚具体如何做，所以我会给他们推荐相对严谨可靠的书单，并提醒他们购买正版图书。”王林告诉记者，他推荐较多的是深圳“年度十大童书”，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中国好书”，爱阅公益基金会发起的“2023年度爱阅童书100”等权威书单。

　　买童书时是否需要遵守书上标明的适读年龄？这也是家长关心的焦点话题。叶女士告诉记者，有的绘本上标注“适合2-6岁儿童阅读”，参考年龄跨度较大，“2岁的孩子读不懂，6岁的孩子又觉得太幼稚，最终还是以自己的眼光来衡量是否适合孩子阅读。”

　　王林认为，广义上的分级阅读能够解决“这本书难不难读”“适合多大的孩子读”等家长面临的普遍难题，是一把衡量阅读水平的标尺。为了探索中文分级阅读科学化，王林团队与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吴云芳团队合作，建构儿童分级阅读体系，其基本的技术路线就是“大型儿童语料库+神经网络模型”。据他介绍，该系统可以帮助用户较为科学地测评一本书、一篇文章的文本难度和适读年龄段。

　　在王林看来，阅读分级可以防止阅读的指标化，后者只是单纯要求孩子每年要读多少万字、多少本书，而忽略了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和态度。他表示，家长不妨把孩子放到书店或者图书馆里，让他随意地“泡”在书堆中，“孩子可以通过书的封面、内容简介和目录，综合判断这本书符不符合自己的兴趣，这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营销体系发生“乾坤大挪移”

　　购书渠道变化反映出读者消费习惯的变化，郑重对此深有感触。他先后任博库网首任执行官、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等职，“出走半生”后重回少儿社，他发现少儿出版业的营销体系早已发生了“乾坤大挪移”。

　　“疫情几年，在时空层面客观地压缩了孩子自主选择读物的权力，权力移交给了成人。”他告诉记者，疫情前后成长起来的孩子习惯网络购书，鲜少走进书店。“在新媒体销售体系下，网络平台的平均售书折扣为3-4折，达人另外抽取30%的佣金，出版社还要承担一件代发的物流仓储费用。”郑重坦言，哪怕是做得好的图书往往也仅有几个点的毛利，童书市场价格竞争愈演愈烈，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光尘文化是樊登读书旗下的子公司，我们会参与樊登线上直播的策划，承接品牌的部分新媒体营销，发展读书达人带货。”李秋玥表示，长期参与选书工作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眼光，使得光尘文化在选题策划方面具有优势。她参与编辑的“国际教师推荐系列儿童文学”至今已出版19本，曾在直播间里一次卖出140多万码洋。

　　“一些主播推荐的功利性阅读产品引流到一定程度，外延也到了尽头，必须要培育出新的、更高级的、更长久的引流品。”郑重表示，专业出版人应发挥自身优势，引导头部主播卖好儿童文学，而不是短视地瞄准功能性阅读产品，讲几句话就上链接。在他看来，如果儿童文学作品能在新媒体成为主流，新媒体的阅读生态也会随之改变，优质内容将会重新回到市场销售的头部位置。

　　“无论产品形态和销售模式发生多大变化，对于童书的高品质追求是不变的，这是维持读者信任度的关键。”穆然告诉记者，除了常规的线上渠道，出版社会定期参与专业评奖、书展、读者见面会等活动，在激发儿童青少年阅读优质童书的热情的同时，也为儿童文学作家创作营造良好的氛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