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满

　　编者按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于今年6月开启新一轮巡演。继亮相厦门、泉州等海滨城市之后，该剧走出国门，于7月9日、10日在新加坡上演，反响热烈。

　　另一方面，粤产纪录电影《同学们》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版“西南联大”在逆境中坚持办学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引发各界好评。粤产优质动画电影《落凡尘》于7月12日全国公映。围绕上述热点作品，本期文艺评论刊发相关点评文章，敬请关注。

　　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自2020年首演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在国内引发了一波接一波的粤剧热潮，是继粤剧《白蛇传·情》“破圈”以来的又一部现象级别的佳作，为传统戏剧艺术思想、美学价值、传播影响等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路走来，《三水女儿·红头巾》不断打磨，粤剧不断开拓，呈现出从剧目本体到“扬帆出海”的提升趋势，这种局面让笔者感到振奋的同时，亦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

　　从独特题材中挖掘思想深度和广度

　　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讲述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三水县的一群妇女为谋生养家而漂洋过海下南洋的故事，生动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华侨妇女史，歌颂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的优秀品质，具有深刻而广远的社会现实意义。“三水婆”曾是特定历史时期岭南地区特有的一个族群，这个富含悲情色彩的称谓，代表着飘泊异国、艰辛多蹇的人生命运。即使在近现代工业兴起的中国沿海地区，“卖猪仔”“下南洋”的绝大多数是男性劳工，在人们传统认知中很少把女性与外出做工，特别是粗重的底层工种联系起来的。但历史是冷酷而悲壮的，《三水女儿·红头巾》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女性群体，引起我们对华侨妇女史的关注，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所回顾和深思。

　　“红头巾”题材具有独特的个性，同时也具有女性题材的共性。人类文明史上涌现过无数美好的女性艺术形象，女性身上蕴含的柔美包容、坚韧奋斗，一直是最常见的创作主题之一。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成功塑造了以带好、惠姐等为代表的如水清澈、似水柔韧、坦荡包容的女子群像，似水一般润物细语地感染、熏陶着观众，达到一种纯粹高尚的心灵涤荡。“水”的东方美学思想贯穿全剧，涵义广远。

　　构建新的戏剧舞台表达形式

　　《三水女儿·红头巾》不同于传统粤剧的舞台呈现。犹记观看首演时，其舞台风格似一股“新风”扑面而来！一刹那，笔者仿佛有如置身“船舱底”的女子群体中，初始风儿似有若无，众人站上木箱、伸长脖子、长大嘴巴，争相靠近船舱壁上的小洞呼吸；继而一丝丝风儿沁入心肺，姑娘们张开双臂，感受到来自故乡的清凉；再而随风入睑的星光、飞鸟，让人既兴奋又悲伤……这一段“舱底舞”，肢体语汇丰富，情感充沛，结合新曲唱段，营造了压抑隐忍又充满希冀的特定情境，对刻画带好、阿月、阿丽三人的个性以及姐妹关系的转变起到了推进作用。

　　从美学意义来说，第一印象往往决定了审美的认同与否。《红头巾》这股舞台“新风”骤然吹起，引发思考：中国传统戏曲历经几百年的演化，形成了以程式、行当表演为主体的表现形式。表演程式化是生活舞台化的高度概括。普遍而言，戏曲演员的最强项不在舞蹈。但是，我们在中国戏曲“歌舞演故事”的大概念下，是否为刻画人物服务，成为衡量舞台呈现的重要标准。近现代粤剧从戏班、戏棚，到发展为专业化的剧团、剧场，进而出现“改良粤剧”“都市粤剧”，不断跨界“破圈”……这一切，无不体现了粤剧自我突破的精神气度。故而笔者认为，在舞台表现形式的欣赏维度上，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创新实践。

　　“走出去”和“带回来”

　　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这说明了粤剧在海外流播之广、影响力之大。这句话同时也在深层次中反映了粤剧文化与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早在19世纪中叶，粤剧就走出国门，但早期的粤剧名伶、戏班漂洋过海，皆是出于生计、受到压迫，就像剧中“红头巾”那样，通过卖力气（卖艺）赚取微薄薪资养家活口。那个时候的“走出去”是无奈，“带回来”的是辛酸。

　　百年巨变，国运文运皆兴。粤剧作为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成为了国际舞台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走出去”是讲好岭南故事、中国故事的时代需求和主观能动。广东粤剧院人才荟萃、创作丰盛，以曾小敏为代表的新一代粤剧人，思维开阔、锐意进取，带领粤剧队伍守正创新，担负起振兴粤剧文化的时代新使命。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出海”路径，从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始发，沿东南沿海城市巡演，即将前往“红头巾”当年参与建设过的、同时也是海外华人聚居地的新加坡，这是从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去思考、去策划的。期望粤剧站立时代潮头，启舵出海，持续绽放其璀璨光彩和当代价值，以文化筑起交流沟通的桥梁，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华传统戏曲的无限魅力。

　　（作者系广东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