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6月末，信贷与社融的增速依然是今年以来逐月下降的态势，同比已分别降至8.3%和8.1%的历史最低水平，较上年末分别累计下降了2.1%和1.4%，而同期货币供给的收缩幅度更大，M1和M2较上年末分别累计下降了6.3和3.5个百分点，至-5.0%和6.2%。

　　不过，上半年GDP累计实际同比增速达到5%，累计名义增速稳定在4%，虽然分季度来看，GDP实际同比增速由1季度的5.3%降至2季度的4.7%，但名义同比增速由4.0%升至4.1%，相应GDP平减指数由-1.1%回升至-0.9%。

　　可见，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正处在持续变化之中，而对于“金融拐点”需要持续不断的认识和反复理解。例如，按照现价口径，上半年末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为8.2%，较一季度末9.1%，下降了0.7个百分点。

　　图1：GDP平减指数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

　　因此，在前期“金融拐点”与“金融拐点（续）”分析基础上，我们还需仔细观察“拐点期”商业银行体系资产负债的变化。

　　首先，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领域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银行业总资产规模为429.58亿元，占到了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的90.2%，而按照社融口径，截至6月末，社融存量规模为395万亿，其中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存量规模11.6万亿，企业债券存量规模为32万亿，两者合计占社融比重为11%，如果再考虑商业银行持有的企业债券因素（约15%企业债券被银行持有），目前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不到10%，相应间接融资比重仍超过九成。仅从这两个数据，可见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领域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其次，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基本等同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商业银行的资产与负债科目均为9大类，资产体现为金融资源的配置情况，反应的是经济运行状况和政策意图；负债则主要体现的是实体部门购买存款性金融产品的情况，反应的是微观主体的经济预期。

　　商业银行的9大类资产分别代表着国外部门、政府部门、中央银行、金融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从银行体系获得的债务性融资，以及商业银行的储备资产。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资产余额429.08万亿，其中政府、企业和居民资产分别为58.45万亿、178.53万亿和79.73万亿，合计316.7万亿，资产占比分别为13.62%、41.61%和18.58%，合计占比73.8%。由此，目前商业银行给非金融部门提供的融资余额占GDP（分子与分母规模均按照上半年增速进行年化估算）的比重245%左右，无疑是我国宏观杠杆率的主要出资方。

　　商业银行的9大类负债则是其从国外部门、政府部门、中央银行、金融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获得的资金情况，以及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负债的主要内容就是广义货币供给。截至6月末，企业活期存款与企业定期存款余额均为54万亿，合计占商业银行负债比重为25.3%，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47万亿，占商业银行负债比重为34.3%，企业和居民存款合计256万亿，占广义货币供给余额（M2）比重为84%。

　　图2：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的主要科目

　　资料来源：人民银行

　　第三，当前的金融拐点更集中体现为监管政策影响。

　　从商业银行的资产端看，今年上半年，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融资速度呈现同步下降的态势，其中企业融资速度由年初的16.6万亿/年降至15.6万亿/年，居民融资速度由年初的4.8万亿/年降至2.9万亿/年，金融机构融资速度由年初的6.6万亿/年降至0.2万亿/年，同期政府融资速度则稳定7-8万亿/年的水平，直接反映出“防空转”的监管政策影响十分明显，而企业部门融资的资产占比由年初40.8%提升至41.6%，金融资源配置实体企业的程度在上升。

　　图3：商业银行对主要经济部门提供债务性融资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从商业银行的负债端看，企业活期存款的速度与占比均呈现出明显的双降变化，速度由年初的3.2万亿/年降至-4.7万亿/年，占比下降1百分点至12.65%；企业定期存款的速度由年初的5.6万亿/年降至3.6万亿/年，但占比稳定在13%左右；居民储蓄存款的速度由年初的13万亿/年升至14万亿/年，占比升近1百分点至34.3%；同业负债的速度和占比则稳定3万亿/年与10%。与资产类似，负债结构的变化同样也集中体现为“禁止手工补息”等“防空转”的监管政策影响，不过企业活期存款收缩、同业负债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负债在量价方面的稳定性。

　　图3：商业银行对非金融部门提供债务性融资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综上，触发“金融拐点”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强监管”“防风险”的政策导向，而此因素并非是周期性因素，此认识对于进一步认识与理解金融“拐点”十分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