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菊红

　　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等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

　　根据发展阶段特点和经济形势，中国实施了十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从供给侧角度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扩张性政策的特点，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务规模、减税降费等，通过乘数效应的传导机制，激发企业活力，扩大社会总体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新形势下，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结合起来就是，既要适度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也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从而让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对应更多产出。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减税或补贴等，引导财政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需要的领域倾斜，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引领和支持产业发展，从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基础研究周期更长，需要财政资金的长期支持；相关的产业领域，如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需求潜力，但也需要高额的研发费用及产业发育成本。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升整体运行效率。

　　反过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财政收入，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实施，进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大财政支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释放积极信号，鼓励更多创新。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在尊重科技创新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政在创新资源配置和激励评价导向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发展原创性、颠覆性科学技术，新型举国体制也要求财政资金足额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018年至2023年，中国财政科技支出从8327亿元增长至10567亿元，年均增长率达6.4%。预计，今年仍将保持较大力度的支出。202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3327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64%，总量仅次于美国，强度接近经合组织国家2.67%的平均水平。

　　在此基础上，科技投入的整体效益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包括全面加强财政绩效管理，有效提升资金使用率。比如，完善激励机制，以国家实验室和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除了延续原有做法，还应注重结项后的财政支持，鼓励形成长期跟踪和可持续性科研，以充分释放科研活力，实现有效竞争。

　　此外，还应加大对人才的财政资金投入，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薪酬制度改革，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

　　二是合理安排政府投资规模，向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行业倾斜，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带动放大效应。

　　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科技成果只有产业化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3年，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增长10.3%，高于固定资产投资，产业体系的技术密度不断提高。在这一进程中，政府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如，通过制造业领域的相关政府投资基金，按照市场化方式和专业化管理，聚焦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培育新产业新赛道；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得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进一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三是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结构性而非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强化政策精准供给。

　　新形势下，要稳定宏观税负水平，不能一味扩大减税降费规模，而应更突出政策的适度性和精准性。从受益主体到具体指标都要注重结构性特征，以释放税费政策空间的最大效能，真正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减免税政策代码目录》显示，在现行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中，针对性支持改善民生的减免税占比为22.29%，鼓励高新技术和转制升级的占比为9.38%，节能环保类占比为7.13%。这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基本适应。下一步，还应更加聚焦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促进扩大生产和投资，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验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全面深入科技创新全流程，不仅覆盖创新主体、研发活动和成果转化等，还可以通过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税前抵扣、延期纳税等间接优惠，降低研发各环节成本。

　　比如，出台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将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并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将创投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优惠政策延续实施至2027年。这都有利于降低成本、鼓励创新，加快前沿产业的布局，实现产业深度转型。

　　四是优化转移支付，适当扩大重点民生领域保障范围，面向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日臻完善。

　　优化转移支付，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地方财力保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有利于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从而不断优化生产力布局，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环境。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