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杨燕郭怡琳北京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据了解，已连续多年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热门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然在今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高频出现。事实上，医疗、教育、环境、养老托幼、社会保障、基层治理……既是百姓关切的焦点，也是长期以来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
7月18日，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全国知名医改专家徐毓才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表示，二十届三中全公报再次强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说明“医改还在路上，仍需继续努力。”截止目前，我国已经进行了十五年的新医改，大方向上虽有成就，细节上仍需深入反思。比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系统性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医疗资源不均衡问题还需更大力度优化。医改的下一阶段，将努力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与均衡布局，加快大范围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总之，医改之路，任重道远。
基于百姓健康需求找准改革发力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公报中同样提到，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一次公开分享中提到，近些年在健康中国的概念指引下，医疗系统微观上的效率很高，在某些三级医院，门诊三分钟可以看一个病人，但从宏观角度来看，目前我国有1.4亿的糖尿病病人，2亿的心脑血管病人，且还在不断地增长，所以微观的效率和宏观的效率之间是矛盾的。
在提到医疗系统当下亟须改善的地方时，金春林表示，从全球医疗系统的运营规律来看，绝大部分国家的门诊问题是在基层解决的，像英国80%的门诊量在社区进行，大医院多以急诊和个别的疑难杂症门诊为主，而我国三级医院门诊量近年来不断地上升。从分级诊疗的实际落地情况来看，双向转诊做得还不够，单向的比较多，上转下的比较少。
在金春林看来，提高医疗质量，首先要求医院在发展模式上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其次是在提高管理效率上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第三，在资源配置中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注重人才技术，重视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
一直以来，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作为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广受关注。
首先是深化医疗改革，全面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和耗材加成，同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以及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其次是深化医保改革，健全全民医保制度，创新医保支付方式，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提升基金使用效益；第三是深化医药改革，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建立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在医疗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医疗系统内医保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即俗称的“三医联动”的管理模式正在从以结果为导向的粗放式管理向基于临床过程的精细化管理转变。
近年来，我国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价值为导向的医改举措。面对目前过度医疗、资源浪费和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除了产业界不断创新迭代外，医改政策的支持力量同样不容小觑。
二十大进一步强调了“要进一步扩大高质量的医疗资源，并且平衡医疗资源的配置，改善基层卫生的能力，并且能够更好地预防治疗疾病，提升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这个二十大报告也为基层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2023年，乡村的500个医疗卫生体系极大地贡献了医疗服务卫生体系改建，其中基层卫生机构看病人数达到49.4亿人次，占总人次的52%。
随着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以全民健康为目标的国家健康战略的政策落实，行业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的秩序、新的格局正在产生和形成。
持续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
医改“第一枪”可以追溯到2012年。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困扰基层百姓。探索这一难题的解决办法，攸关千家万户。
2015年9月，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这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举措。
2016年政府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7年我们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聚焦群众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启动实施了15项健康行动。2019年国务院出台了《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从过去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从依靠医疗卫生系统，向社会整体联动转变，从注重“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
2021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其中明确到2025年医疗保障制度将基本完成待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医保服务管理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任务。
在整个医疗制度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医保制度作为医药行业的支付方，对其进行的调整同样牵涉着行业的方方面面。即使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医改也都是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保制度是完美的。即使是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比如英国、日本、德国等，也都面临着筹资难题。
对于医保的结构性改革，目前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整个制度结构统账结合关系的再调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首先是建立门诊共济，类似于门诊统筹机制，逐步将多发病、常见病、普通门诊病纳入门诊统筹的支付范围，覆盖全部参保人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50%起步。
支付管理也是大众一直以来较为关注的话题，特别是把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处方流转、双通道等举措，对于医药零售市场的格局将会是一次重要的洗牌。
从改革重点任务来看，门诊供给、个人账户改革、待遇清单制度，包括医保一体化举措，都会对医保资源配置形成深刻影响，既有存量优化，也有增量改进，值得所有医药行业从业者重视。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社会战略规划研究室副主任关博曾在86届药交会论坛上提到，“十四五”时期，现有医保体系从分散于不同职能部门到整合为一个单一的职能部门，治理体系更为集中。此外，从“十三五”时期开始，医保制度大体形成了“两纵三横”的发展模式（职工基本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两套主体制度分类保障），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大病保险还是相应的一些补充医疗，都积极地发挥作用，形成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医保体系，医保制度体系也更为完善。
从保障效果来看，整个政策覆盖面同样发生了可喜的转变。“十三五”时期，国家推动了整个基本医保制度结构和待遇清单的整合，实现了两套制度真正地合二为一。比较典型的一个结果性数据就是2019年居民医保人均费用增长18.8%，享受待遇人次增长34%，这表明在两保制度真正结构性合二为一之后，大量农村居民的合理就医需求得到了释放。
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7.68万亿元，其中社会卫生支出为3.39万亿元，医保基金支出为2.4万亿元，这意味着医保基金占社会卫生总费用比重已经达到了70%以上，直接反映了医保基金对于全民健康保障能力的有效提升。
在关博看来，医保基金在“十三五”末、“十四五”初阶段实现了从被动支付者向战略性购买者的转变。作为整个医院体系的最大购买方，它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于整个市场供给侧的导向，对于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耗材配置具有一定的制衡能力。
健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它也是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目标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