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在2024年香港书展的“香港文学创作分享会”上，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周蜜蜜进行了题为“文学影视的阅读及写作”的分享。此前几天，她刚从香港来到广州，参与了“2024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的系列活动。

　　作为香港跨文学界、影视界、教育界和出版传媒界的“四栖名人”，周蜜蜜担任过电台和电视台的编剧，报纸、杂志执行总编辑，以及出版社总编辑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文化身份”是儿童文学作家。

　　周蜜蜜的母亲黄庆云，是广东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被小读者们亲切地称为“云姊姊”。自幼受母亲的影响，周蜜蜜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儿童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60余部著作，先后获得了香港新雅儿童文学创作奖冠军、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张天翼童话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周蜜蜜——

　　儿童文学是依靠几代人传承播种的事业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开始写作的？家庭的影响是主要因素吗？

　　周蜜蜜：我之所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我母亲黄庆云的影响。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她的童话了，根据我家保姆的说法，我1岁时就每天在收音机上听我妈妈讲故事。后来，母亲给我看许多图书和杂志，如作家秦牧、鸥外鸥的作品等。

　　我母亲在1935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38年广州沦陷后，她随学校迁移到香港，借读于岭南大学。上大学时，她每个周末都到“小童群益会”慈善组织，为战乱中失去亲人的孩子们讲故事。当时岭南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曾昭森提议，应该为孩子们办一本儿童文学杂志，香港杂志《新儿童》便应运而生了。1950年后，她随《新儿童》一起回到了广州，毕生为孩子们写书。

　　当年很多文化名人，像黄霑、林燕妮、汪明荃、杜渐都是《新儿童》的忠实读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对我说过，很喜欢母亲写的书，丰子恺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他和女儿丰一吟抢着读《新儿童》，挺有意思的。

　　另外，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何紫先生，他小时候也是《新儿童》的读者。1978年，何紫到我母亲家做客，一进门就大喊“《新儿童》万岁”，把我们一家人逗笑了。后来，他接受我母亲的建议，自己创办了一家儿童出版社——山边出版社。出版社成立后，何紫经常向我邀稿。1989年，我写出了《儿童院的孩子》，先在报纸上连载，后由山边出版社整理成书，先后获得“香港80年代最佳儿童故事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双年奖。

　　如今何紫先生已过世了，但他的《童年的我》《少年的我》等众多作品成为香港儿童文学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文学是依靠几代人传承播种的事业，看起来好像是小儿科，但它很有生命力，影响着一代代孩子。

　　羊城晚报：在写作《儿童院的孩子》之前，您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吗？

　　周蜜蜜：我从1980年开始儿童文学写作，最初从事儿童电视剧、儿童广播剧的编剧工作，比如“醒目仔时间”，是跟学校生活相关的一个电视节目。后来也在《文汇报》担任副刊编辑，负责“儿童周刊版”，都与儿童文学息息相关。

　　刚开始文学创作时，我本不打算专门写儿童文学，因为我也写过一些成人文学，如《女子物语》《文曲谱》，但获得的奖项让我内心决定要多写儿童文学作品。同时，何紫先生具有专业眼光，对出版工作充满热情，深深打动了我。

　　羊城晚报：在儿童文学写作过程中，您的母亲有没有给您一些指导或建议？

　　周蜜蜜：我妈妈每次看完我的作品后，都会大概指出哪些方面写得好，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但从来不会给我具体的指导。她总是对我说，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怀着儿童的心理，令作品富有儿童的想象力和趣味性。

　　“我不后悔拒绝了查伯伯”

　　羊城晚报：您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周蜜蜜：我认为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给儿童优美的文字、图画，以及充满想象力的意境，能够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创作形式更加多样化，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不避讳他们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相反，在创作中应该多加探讨，增强想象力，创作出视觉新锐的儿童文学作品。而迄今为止，我国缺乏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如《哈利·波特》那样的儿童文学作品。

　　羊城晚报：听说您拒绝了金庸将其武侠小说改编成儿童文学的邀请？

　　周蜜蜜：我家的小辈们自幼尊称金庸为“查伯伯”，平常日子，查伯伯会和我们吃吃饭、聊聊天。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我工作的电视台购买了查伯伯的著作版权，要将其武侠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初时我以为很好做，因为有那么好的文本，人物鲜明，故事精彩，只要按照原著章节稍加改编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连续剧需要拍得通俗化、简单化才能达到流行效果。这就要求“拆解”原著，再进行通俗化，这叫我于心何忍？但那时我身处江湖，只能看着金庸小说被肢解、“消费”，有一种叛离了老人家创作原意的遗憾感。

　　后来的某一天，查伯伯希望我将他的武侠小说改写成儿童文学版本，令广大的青少年儿童都可以阅读和理解。这令我十分意外，又惊又喜。不久后，一个浮现于脑海的疑问让我彻夜难眠：将金庸的武侠小说改编成儿童文学版本，这真的有必要吗？经过反复思考，我总觉得青少年、儿童或迟或早都可以读金庸小说的原著，只要他们有兴趣，并且有一定的文字理解能力，就应该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吸取当中的精华。于是，我写信给查伯伯，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该计划就此打住。至今仍有不少朋友替我感到可惜，甚至有人说我错过了扬名立万的机会，但我并不后悔这次“拒绝”。

　　羊城晚报：现在也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品进行了影视化改编，您认为观看影视能替代纸质阅读吗？

　　周蜜蜜：我经常强调文字是其他媒介所替代不了的，不管是图像还是视频，最终都应引导孩子回到本质的文字阅读中。文字阅读能够给孩子们更大的想象空间，而不是一幅画、一个镜头，这些往往转瞬即逝，印象也不深。

　　警惕人工智能的过度介入

　　羊城晚报：近期，您在“2024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的名家讲座中带来新作《精灵绑架案》，能否分享一下创作该书的初衷和目的？

　　周蜜蜜：《精灵绑架案》讲述了主人公们为了寻找哥哥和其他遇险的同学，误入精灵帝国基地，由此开始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如何处理人与AI的关系，是这本书重点探讨的一个课题。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将晶片植入大脑，从而实现对人类思想的某种控制。

　　若干年后，我们是否都无需动脑了？如果人人都不动脑子，这个世界会怎样呢？我观察到很多香港年轻人在街头玩“抓宝可梦精灵”的游戏，那么反过来，精灵来抓你会怎样？这些都是我在书中抛出的疑问，目的是引导孩子关注真正的科技进步，思考科技与人类的关系。

　　羊城晚报：您的不少作品中涉及粤语、麻石路等本土元素。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将岭南元素融入儿童文学写作中？

　　周蜜蜜：地方文化与我的写作有着高度的互动性、关联性，我会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岭南方言、岭南建筑、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粤港澳大湾区是岭南文化重地，我们要通过作品反映真实生活，把粤港澳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这点很重要。我母亲曾将儿歌与儿童文学结合起来，作为创作的路向，她创作的儿歌以九个音节的岭南方言为基调，然后通过儿童文学进行再创作，一念就知道是岭南出品。

　　羊城晚报：听说您已经把AI用于日常创作当中？

　　周蜜蜜：是的，我有时会将AI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我试过让AI创作一首赞美老师的诗歌，了解它是如何写作的。它的文字是通顺的，但是没有写作特色，更谈不上带有“人味儿”的个性化创作。我也会让AI帮我找一些资料，它们效率很高，很快就能找到。我认为不应该片面地排斥AI，而要克服其负面影响，警惕人工智能对于文字、绘画以及音乐等方面的过度介入。这也是我在《精灵绑架案》中引导孩子们思考的课题。

　　羊城晚报：您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周蜜蜜：我现在仍保持每年创作一到两本书，有时候会到香港的各中小学讲课。近几年主要参与《香港志·儿童文学卷》的编撰工作。下个月我会去日本参加第16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届时将发表论文《岭南文化与儿童歌谣创作研究》，阐述地方文化和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