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华

　　张九龄《二弟宰邑南海见群雁南飞因成咏以寄》云：“为我更南飞，因书至梅岭。”梅岭即大庾岭，是出入岭南的重要通道。唐开元年间，玄宗同意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路的建议，张九龄为修路特使，监督工程，并作《开凿大庾岭路序》。大庾岭是“唐诗之路”上的重要地理节点。

　　“唐诗之路”研究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文化鼎盛的唐朝，以长安、洛阳为中心，两京官道为中轴，借助长江、黄河、淮河、汴河、渭河、湘水、赣江等水道，构建了庞大的交通运输网络，商贸与文化交流借此展开。因任官、贬谪、游学、访友等目的行走在道路上的文人将行旅见闻、感思写入诗歌，这些作品赋予了道路体系丰富的人文内涵，道路由此成为诗路。当前，关于浙东、巴蜀、京洛、关陇、湖湘等诗路的研究不断涌现，然而关于唐代十分重要的一条道路——大庾岭路的诗歌研究尚待深入系统阐发，今见吴强《唐代大庾岭诗路研究》出版，甚为欣喜！

　　大庾岭，自古便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文学作品中频频提及的重要场景。唐代，随着宋之问、沈佺期等一批“神龙逐臣”的集体创作，大庾岭一举闯入唐诗领域，成为极富边地色彩的文学空间随诗句流布天下，相关创作愈加频繁。该书涵盖大庾岭诗路的空间变迁、作品整理、文人活动、地理人文和诗路文学等，采用“诗歌——地域——诗歌”的研究范式，从宏观视角转向微观考察，深入剖析了大庾岭诗路的文学现象。

　　从诗路角度考察某一时段的文学活动，实际上是把文学还原至历史时空的一种研究。建立具体的时空坐标轴，可以更清晰地观察文人创作的详细过程，也可以重构文人分布和流动的时空图景。基于这些思考，作者较好把握了大庾岭诗路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充分运用文献考证、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手段，系统考察了大庾岭的诗歌创作，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唐代大庾岭文学世界。

　　作为地域文学范畴的研究，作者首先解决的是诗路空间的界定问题，大庾岭作为一个地理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汉朝，大庾岭仅是一个军事要塞，至南北朝，大庾岭南北已经发展出多个行政县。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挖和分析，作者重点考察了汉唐间不同历史时期对大庾岭空间的认识，揭示了大庾岭地域空间变迁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其次是唐代大庾岭诗歌创作的渊源问题，作者通过细读初唐大庾岭诗歌，发现很多作品的表达来自更为久远的文学渊源，如宋之问的诗歌“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说明文人南下来此之前，对大庾岭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作为地域诗歌研究的基础，对作品进行系统整理是必要前提。关于大庾岭诗歌整理，郭棐《岭海名胜记》、明清《赣州府志》等地方志书有所选录，惜作品太少。以至于谈及唐代的大庾岭，人们往往局限于宋之问、沈佺期、张九龄等人的少数作品。作者通过对文人活动的系统考证，发现作品远不止于此，唐代来到大庾岭的文人很多，身份复杂，有赴任官员、乡试学子、游历文人、差遣使者、传道僧侣等各色群体。

　　对唐代大庾岭交通的考证，是此书的另一贡献。大庾岭之所以为世人熟知与书写，皆因其沟通南北的重要功用，如余靖《韶州真水馆记》所云“溯大江、度梅岭、下真水”，也是当前对大庾岭交通的基本认识。然而，大庾岭交通是否仅仅就是这一条道路呢？通过深入诗歌文本，作者十分敏锐地捕捉到其中所体现的交通问题，如沈佺期明明取道湖湘骑田岭路，为什么却有《遥同杜五过庾岭》的作品？李绅明明没有过庾岭，为什么诗中却有“从吉州而南”的自注？以当前对古代大庾岭交通的认识，难以解释这些问题。作者从诗人的出入行止入手，广征史料、细致考证，发现唐代大庾岭通向中原的道路，并非仅指张九龄所凿驿道，也不仅只有经由赣江、鄱阳湖再进入长江的一条道路，而是包括经由湖湘、闽越、江浙地区，再接入至长安和洛阳的多条通道。通过对大庾岭交通的逐一辨析，作者较好解决了唐代文人南行路线以及相关创作问题。

　　因为史料记载的局限，当前对唐代大庾岭诗路的认识非常模糊，援引最多的材料是张九龄的《开凿大庾岭路序》，但此序只是描绘了大庾岭驿道开凿时的情况，难见整体梗概。该书在借助诗歌还原唐代大庾岭面貌方面有极大的突破，一方面，作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诗歌材料中的虚与实，通过互文比较或与其他史料互证，仔细甄别文本中的虚构部分，还原了大庾岭在唐代不同时期的交通情况；另一方面，通过比较本土、入幕、游历等不同文人群体的书写，作者较为客观地展现了大庾岭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这也是此书在以诗证史、史诗互证方面的一大突破。

　　当然，除了作品整理与史地考证，此书在诗路文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整体观照大庾岭诗歌的基础上，作者发现大庾岭并非当前所认为的只有贬谪文学，尤其中唐以后，活跃在大庾岭诗路舞台的，更多的是入幕或游历的文人。此外，作者分列梅花诗与佛教诗两个专题，探讨了文人赋予大庾岭最为突出的文化符号，如大庾岭梅花的“南北枝”“岭头春”“远信”等意象建构，大庾岭公案诗歌对文字禅与佛偈诗的影响，皆反映了大庾岭诗歌于唐代文学的整体性意义。同时，通过对文学特性的提炼和概括，作者提出大庾岭诗路作品具备鲜明的边塞特点，是典型的与北方边塞诗相对应的南方边地作品。

　　该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于“唐诗之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诗路文学研究应该注重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尤其应把文学作品与史料文献相结合，做到补史之缺、续史之无、详史之略。其次，应该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文学、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知识相互融合，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地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最后，应该注重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和地域性，通过对诗歌作品的深入分析和解读，揭示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刻意涵。

　　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通过对大量作品与文献的谨慎辨识与论证，全面展现了唐代大庾岭这一重要通道的发展历史与文学风貌，为我们理解唐代诗路文学现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