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经济成绩单陆续出炉。
中部六省中，除山西尚未公布GDP数据外，另外几个省份表现冷暖不均：
湖北、安徽GDP增速分别达到5.8%、5.3%，对比去年同期，再度跑赢5.0%的全国水平。
河南、湖南、江西增速则分别仅为4.9%、4.5%、4.5%，依然未能达到全国平均线。三省上半年的外贸增速，也包揽了全国倒数前三。
今年是中部崛起战略提出20周年。从2004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让中部地区这个“脊梁”更硬一点，变得比以往更迫切。
“无核”
今年3月，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有关工作。
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
城叔发现，关于“中部崛起”的完整表述正在发生变化，最早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近年已演化成“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加快”二字尤其突出，反映出国家要求中部崛起的紧迫程度。
过去5年，中部各省的进步非常直观：
河南2023年GDP较2018年，增量超1万亿元，即将跨越6万亿大关；湖北、湖南GDP接连跨越4万亿元、5万亿元两个台阶；安徽GDP排名由全国第13上升至第11；江西由第16上升到第15；山西由第22上升至第20。至此，中部六省全部进入全国20强，经济总量全国占比超过1/5。
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中部经济年均增长8.6%，增速居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之首，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
但眼下，中部六省也面临“成长的烦恼”。受国内外经济环境转变影响，此前“高歌猛进”猛进的中部，经济增速放缓明显。2023年，六省中仅湖北、安徽经济增速跑赢全国水平。
从多位专家的分析，不难发现中部区别于其他三大区域板块的特点——内聚力弱。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杜鹰表示：中部六省竞相发展带来产业雷同、过度竞争、供应链配套能力不强等问题。
之前《半月谈》在相关报道中指出：长期以来，中部省份之间，经济黏合度不强，相互合作不深，各地发展方向不一，区域发展一体化面临不少障碍。
今年4月18日，河南省高校智库联盟课题组在《光明日报》上自揭短板：中部地区存在战略定位不清晰、比较优势不聚焦、差异化发展意识不强，以及要素流动不畅、枢纽作用发挥不够。
造成这样的局面，有客观原因。
中部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只能算相互毗邻的"邻居"，缺乏内在的经济关联性，地域文化各异。
随着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超级城市群地位不断被强化，山西跟着北京走，湖南跟着深圳走，江西跟着上海走，安徽本来就是长三角的一部分。
另外，中部暂时没有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这样公认的"极核"。群龙无首，内聚力自然不够。
中部想加快崛起，还差一个王者。
通道
一些中部省份和城市，在中部与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之间“左右逢源”。
“经济上左右逢源不一定是坏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深圳行业研究院研究员陈宪在接受城叔专访时表示。
陈宪在《中部城市崛起》一书中写到两个成功案例：
由于邻近大湾区、长三角，中部一些资源型城市借助大湾区、长三角的技术转移，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
郴州利用有色金属等资源优势，培育出新材料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三大千亿级先进产业集群。
滁州拥有丰富的石英矿和二氧化硅，通过这些材料资源与前沿产业的紧密结合，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光伏产业集群。
“这些城市距中部核心城市较远，距离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反而很近，应该依托自身发展优势，主动融入这些地区。现在的问题反而是它们融入不够，应该借鉴上海之于苏州，深圳之于东莞，以中心城市溢出效应带动相关区域发展的模式，需要在中部地区与这些区域的交界处，加快建设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城市。”陈宪表示。
这样的“左右逢源”，也是基于中部最显著的优势。
摊开中国地图，以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为代表的中部，在地理位置上，起着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核心区位作用。
西部是“大后方”，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也赋予了中部的空间战略定位——“大通道”。
郑州、武汉是国内高铁通达度最高的两座城市。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5座中部省会都已建成或将建成“米字型”高铁枢纽，武汉更是提出打造“超米字型”高铁网。顺丰也看中了“大通道”的优势，在鄂州布局了亚洲第一个、世界第四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欲打造“中国孟菲斯”。
在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磊看来，中部地区区位优势“不能只停留在地理上的位置，而是要起到撬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
陈宪也强调：“一定要把中部放到整个国家版图中定位思考，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
中部地区东西联动、南北协调，在产业梯度转移等方面发挥着枢纽功能，能够促进跨区域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中部地区崛起，把其他地区的发展全部盘活。
中部崛起还有利于打通内外双循环的枢纽节点，成为中国扩大内需、寻求增量、保证各种生产要素通畅、维护国内国际循环和国内市场稳定的重要区域。
产业
“通道经济”有个弊端——要素穿肠过，不一定都能留下来。
去年中部六省集体陷入人口负增长，已经敲响了警钟。此外，在吸引外来投资和承接产业转型上，中部也还要在各方面创造更好的条件。
对此，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已经给中部划出了重点，要求中部地区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重视制造业，重视科技创新，是全国性的产业政策。但对中部六省而言，地位更凸显。
2023年，中部第二产业占比达到39.7%，仅次于东北（40.2%)，高于东部(37.9%)和西部(38.6%)。国家希望东部同时兼顾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西部重点发展“特色产业”，对中部的要求更直接，就是要制造业挑大梁。
历史上中国工业基础良好，近二十年又通过大规模招商引资，承接了东部产业转移。但这也导致中部制造业整体比较传统，制造业结构比较重，在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上与东部存在差距。
中部六省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除安徽外其他五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任重道远。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部科教资源其实不弱，有8.2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700多所高校，在校生占全国的30%。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比重分别达27.3%和17.8%。
陈宪建议中部地区积极打通“聚集科创资源-培养产业发展人才-反哺产业创新”的发展链条。依托已有高校资源，比如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长沙的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端，挖掘高校已有资源，包括科技成果、创新人才等，助力城市的产业创新发展。
无论是吸引人才、打造新兴产业、还是科技创新，头部企业、链主企业是最好的“磁场”和“动力源”。
中部地区恰恰缺少科技型的头部企业。陈宪建议中部学习深圳企业自主创新的经验，让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主体。科技型企业打通并衔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形成创新链全流程整合，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得以较好较快发展。
“深圳的科技创新成果绝大部分在企业内部实现产业化，不需要经过所谓的成果转化，有着高于其他创新模式的效率和效益。这是中部地区可以学习和借鉴的重要内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原副局长叶青呼吁中部六省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协同发展机制，有大局观意识，真诚共享优质资源，真心共建高质量产业链。
王者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中部城市虽在地理上同属中部，区位上却分属不同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格局示意图图片来源：《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
最典型的例子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到底包含哪些城市，经历了长时间的反复。从由武汉、长沙、南昌组成的“中三角”到合肥加入后的“中四角”，后来再回归“中三角”。
长期以来，武汉和郑州对以哪座城市为中心来引领中部崛起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直到2016年，武汉、郑州同时入围“国家中心城市”，讨论才渐渐淡去。然而随着长沙、合肥近年“异军突起”，中部“王者之争”再起硝烟。
单论进步幅度，合肥可能是中部表现最亮眼的城市。但多位专家也承认合肥体量还是偏小，且区位偏东，对中部带动作用有限。
中部发展之“脊”，依旧需要以郑州-武汉-长沙一线的京广主轴。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也提到“大力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与之对比，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没提及任何城市群，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只提了成渝，未提及关中。
很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就是中部发展的“双核”。
西部是单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为什么要搞“双核”？
因为在西部，四川盆地人口占西部总人口的30%，甚至超过西北五省份人口总和。但在中部，河南和中三角同时都是人口重心，前者人口接近一亿，后者人口超过一亿。
中部六省南北跨度大，纵向串联了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中原城市群恰好位于北方枢纽位置，中三角则是南方枢纽。
中部城市之间的良性竞争是必要的。但就整个中部而言，涉及如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郑州都市圈等多个层级，如何协同形成合力，依旧中部城市绕不开的必答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