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中国记者独家确认，原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将加入申万宏源，担任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负责申万宏源研究所的宏观研究工作。

　　此前市场传言，赵伟将直接接替申万宏源研究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的工作。对此，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杨成长仍然将保留申万宏源研究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与赵伟形成双首席经济学家的格局。

　　新首席经济学家入职

　　赵伟入职申万宏源市场此前已有消息，但是对于其具体的职位和职责多有猜测。券商中国记者从申万宏源内部独家确认，入职之后的赵伟，将负责研究所的宏观研究工作。

　　申万宏源给赵伟安排的主要职责是带领研究团队开展深入研究，持续建立宏观研究各领域的研究方法与体系，完善研究所体系建设，为各类机构投资者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在市场上树立广泛影响力，同时赋能公司各业务条线。

　　赵伟是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执行所长、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赵伟在宏观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积累和业界影响力，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国际金融等，代表性著作《转型之机》《蜕变·新生》等。曾应邀参加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

　　赵伟入职以后，杨成长的动向引起市场关注。作为申万宏源研究所这家“黄埔军校”多年宏观与政策研究的掌舵人，当前证券行业少有的全国政协委员，杨成长一直是申万宏源研究的一面旗帜。

　　此前市场传言，赵伟入职之后，将直接接棒杨成长。对此，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杨成长将继续分管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工作。

　　在过去这些年里，杨成长基于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积极探索宏观经济、产业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咨询化道路，对于宏观、中观、微观和市场的连贯分析，量、价、结构和效益的关联分析，塑造了研究所系统、完整、严谨和实证的研究品格。其倡导的宏观、政策、产业三条线研究的方法是国内证券研究中的一项创新。

　　他在宏观研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确立了将宏观、产业、金融和政策有机结合的宏观研究的定位，推动宏观政策研究的咨询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在国内机构投资者中产生了相当影响。

　　2023年，杨成长当选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申万宏源的工作也很可能持续到履职期间结束。

　　从申万宏源研究来看，在人才领域的持续投入和耕耘，也确保了研究所传承，虽然杨成长等早一辈金牌分析师陆续到龄，但是周海晨、赵伟等中生代“顶流”也能继续撑起研究领域“黄埔军校”的大旗。

　　申万宏源也表示，赵伟的加入体现了公司重视研究投入，有助于公司保持研究优势，擦亮研究金字招牌，丰富“投研+产研+政研”的体系。

　　站在新一轮投研框架切换的起点

　　券商中国记者从申万宏源内部获取了赵伟最新的一篇文章，主要阐述其学术成长经历和一些研究理念等。

　　赵伟在文章中表示，当前，中国的宏观研究人员又站在了新一轮投研框架切换的起点。

　　疫后经济“慢变量”的影响显著“加快”，给经济研究带来更多困惑，新框架的搭建需要更客观冷静，也需要更大格局。始于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正在加速向“逆全球化和保守主义”转向，近几年尤甚。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二波（1962—1973年）和第三波婴儿潮（1982—1991年）对经济的影响，近几年开始加速体现，驱动经济进入转型以来第二轮集中“换挡期”。

　　赵伟认为，“转型”下半场的研究难以找到合适的参学对象，进而导致市场研究的共识度和稳定性有所下降。于是，很多同仁开始从历史书中寻找灵感，五六十年的周期不够长，就往1929—1933年大萧条，甚至上上世纪中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等去寻找。如此对理解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些启发帮助，但以此指导或影响投资决策并不合理。

　　这也使得近几年同业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困惑点。反映到金融市场表现为交易行为驱动、短期波动放大、中期波幅收窄、长期逻辑趋同；买方机构对研究的重视转向对短期信息的追逐，金融市场经常受到“小作文”影响；年轻研究员以更焦虑的心态急于“晋升”，资深研究员自我认同感下降。内卷加剧的另一面，是低效的自我消耗。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宏观研究？”赵伟表示，纯粹信息跟踪解读式的研究，对未来投资的指导意义，可能会不断下降，最终失去价值。

　　赵伟认为，“应该真正意义上强调研究的广度、深度，同时‘尽信书不如无书’；方法论是中性的，无论‘周期’框架还是‘结构’框架，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一定要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不同框架下的研究结论。不宜静态地看待任何问题或简单地线性外推，结构剧烈调整之下，分析讨论时要兼顾长短期、全局性。”

　　赵伟表示，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沿革、文化内核、体制等有更深刻全面的认识，对其他经济体“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普适性规律有充分理解、紧密跟踪，研究框架和方法论也需要经历更深入的“转型”。

　　“我一直觉得，要真正理解中国经济一定要真正了解中国广大农村和低线城市的发展状态、运行机理、真实诉求；真正了解政策调控的底层逻辑、流程机制、核心环节。这些因素在早些年对研究精准度的影响不明显，但是未来可能会非常突出。”赵伟说。

　　此外，研究方法上一定要提升专业度、精细度与颗粒度。比如对于当前经济而言，转型必然经历阵痛期，“刮骨疗伤”会带来短痛但有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在当下已基本形成共识。此时，研究的重心要放在更精细的层面，怎样设计“手术”方案才有更好的效果、更少的伤痛，不能急于见效而乱开刀，更不能怕痛就放弃治疗，这个时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技术的专业性。一味地悲观或乐观，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