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财政部公布最新财政数据，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913亿元，同比下降2.8%，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6%。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税种来看，第一大税种国内增值税收入上半年同比下降5.6%，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5.5%，第三大税种国内消费税增长6.8%，第四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5.7%。

　　这显示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依然相当突出，要有效激活内需，盘活14亿人的大市场，急需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新解决方案。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行动纲要、目标航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央地关系等方面进行相应改革部署，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明晰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描述着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的全过程，勾画着有为政府的活动轨迹，塑形着整个社会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此，理解三中全会部署的财税改革，需正视短期财政收入下滑问题，其与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有关，但根因还是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信用紧缩等问题，因此改革必须围绕着有效激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提升和改善预期，让人们有感有得，从而使财税改革进入个体经济社会活动的决策函数中。

　　三中全会明确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健全直接税体系等，这不仅将财税改革系统集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下，而且更体现了决策层对经济社会的敏感适应能力，即随着中国日益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体，基于经济内外循环打造新的税制结构，是必经之路，这不仅有利于为市场经营主体营造轻税薄赋的环境，让经济休养生息，而且有助于迎应经济新旧动力机制的转换。

　　如税收法定原则用法律的高阶位合法化税源，是有为政府依法治国的起点，这将有助于使税收在市场具有稳定预期，市场主体能基于这种稳定性明晰投资边际收益率，从而基于边际税收效应来进行经济决策。而且这些税收信号能有效转化成拉弗曲线，提高政府在税制方面的敏感适应能力。

　　又如直接税是政府干预最少的一种合作行为收益结构。三中全会明确健全直接税体系，有助于优化有为政府的行为边界感，拓宽市场空间，放活市场活力。

　　如果说财政收入来源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合作行为的收益结构，那么预算制度改革则直接描述着有为政府的运行轨迹，决定着经济社会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中全会明确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等，这反映决策层推动的是一个大预算制度改革，其意义非常突出。这将塑形一国政府相对完整的市场信用，是国家主权货币的信用，是汇率价格，也是央行货币政策的基准。一旦完善，将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可视化、可量化的信息结构体系、组织结构体系和可追溯的运行传导体系。

　　同时，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可以打破部门预算的既得利益牵绊，让财政预算科学合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公共民生，将极大提升人们抗风险能力，提高经济社会的风险可承载能力和消化吸收风险的能力，发挥民生就是生产力的巨大经济社会效应。

　　此外，央地关系上，三中全会提出了系统改革的方案，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这有利于提高非税管理的灵活性，但同时要防范给市场主体带来额外成本压力，杜绝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等三乱问题死灰复燃。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财税改革设定了一个社会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合作行为的边际收益是改革围绕的中枢，唯有扫除妨碍合作行为边际收益提升的障碍，财税改革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勾勒出清晰、有效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