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再次引发关注。
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这是中央首次将“自愿、弹性”列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原则。
如何理解“自愿、弹性”?是否会影响就业市场和生育情况?为了解这些问题,时代财经近日专访了人口学专家、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
时代财经:为什么要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杨成钢:推行延迟退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口占比在提高,规模大幅增加。同时随着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健康寿命也越来越延长。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延长到78岁左右,而健康预期寿命也达到了68岁。这意味着老年人在68岁之前仍然具有生产能力。
过去的概念是,60岁以后就是消费性的人口,需要被赡养,但实际上他们现在更多具有了生产性,成为一大笔老年人力资源了。
时代财经:这是中央首次将“自愿、弹性”列为延迟退休原则,自愿和弹性如何理解?
杨成钢: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制度,劳动者在进入老年后领取养老金,是一种养老福利,即便不再工作,也可以享受养老金。这体现了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福利制度。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制度应比西方福利国家做得更好,以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我的观点里,除了延迟退休,我们社会应该还有其他发展方向。它或许只是现在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养老金支付遇到困难等现实条件下的一种选择。
当然我这个观点是可以争论的,不同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
有些专家认为,西方国家也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举例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老年人仍在工作。这是在混淆概念。如果老年人愿意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例如日本不少老年人七十多岁了还在开出租车,还在为了生计不得不干活、劳动、打工,这就是这些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不足和缺陷的表现。
出台政策通常需要兼顾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解决现实问题,努力使社会更加文明、福利水平更高。当前,延迟退休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支付的矛盾。就目前中国的老龄化趋势而言,这一政策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时代周报:延迟退休政策将会增加城镇劳动供给。从你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出台,会对青年就业会产生影响吗?
杨成钢:延迟退休对不同劳动市场的人群影响是不同的。
我们需要注意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劳动市场分为第一劳动市场和第二劳动市场。在第一劳动市场中,包括白领、金领、体制内人员、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等,他们多从事脑力劳动、相对体面的工作。对于这些人而言,延迟退休的影响相对小些。
然而,对于第二劳动市场的劳动者,如蓝领工人、从事“苦累脏差”工作的人员,尽管整体健康水平有所提升,但到了60岁或许难以胜任这些繁重的、对体能要求较高的工作。他们希望早日退休,延迟退休对他们来说,意味着需要多干几年这种工作。
但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矛盾并不显著。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情况是,失业与岗位并存。一方面,有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岗位无人填补。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倾向于寻找第一市场的工作,更为体面的工作。而诸如清洁工、保姆、餐厅服务员等岗位,缺乏年轻人愿意从事,反而主要由中老年人填补。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挑战和机会。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会淘汰旧岗位,但同时创造新岗位。然而,这些新岗位通常对劳动者有新的技能要求,被淘汰的劳动者未必能适应新岗位的需求。因此,技术性失业和新岗位的技能要求不匹配,造成就业难题。
总的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并不能简单地评价为好或不好。对于不同劳动市场的人群,其影响效果不同,对于青年就业和老年人延迟退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更多是新旧岗位之间的技能需求不匹配导致的。
时代周报:延迟退休政策,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到生育情况?
杨成钢:完全有可能。目前中国年轻人在生育方面面临许多困难,包括生育成本高和生育观念变化等,另一个困难在于需要长辈提供隔代照料。如果长辈延迟退休,提供隔代照料的能力减弱,有一定的可能会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现如今25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即主力育龄妇女,大多有一定教育程度,进而劳动参与率较高,这导致她们的职业生涯与生育活动之间存在矛盾。女性需要怀孕和分娩后的休息,婴幼儿需要持续的照料。在中国,不少家庭的做法是由长辈提供隔代照料,但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种代际支持可能会受到削弱,导致家庭照料资源减少。
这种情况下,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支持,例如托儿所等婴幼儿照护服务。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制度,但这个过程复杂且需要时间。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家庭仍然倾向于在孩子两岁以后,才考虑脱离家人的照护,将孩子送到托育机构,两岁之前还是更多的需要家人来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