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院管理科学的方法体系，脱胎于现代西方管理学。每当我们随手翻看当代的医院管理书籍和学术期刊时，介绍的方法体系里往往有大量的英文缩写，如5M 1E分析法（人机料法环测）、7S模型（结构、制度、风格、员工、技能、战略、共同的价值观）等。这些方法体系得到了大量行业经验和学术论文的支持，权威性不言而喻。而思维方式的跨领域的横向跃迁，永远是创新的种子和动力来源。

　　中华传统思维体系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研究是相对不足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思维体系往往尘封在古籍中，惜字如金，解释众说纷纭，让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工具越是不用，离实际运用就越远，甚至被人遗忘在“工具库”中。在这里笔者抛砖引玉，尝试引用传统道家文化“道、法、术、器”思维体系，助力现代医院管理的高质量发展。

　　“道、法、术、器”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传承所强调的四个层面。所谓“道”即万物变迁循环中亘古不变的规律。在公立医院管理领域，我们追求的“道”就应该是以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中心，维护公立医院效率与公益性的平衡。“道”的践行过程虽然充满诸多利益和需求的博弈，但也是在艰难、执着地前行。

　　“法”是在探求“道”的过程中经过实践思考、归纳总结出的方法原则。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就是当前卫生健康领域发展的重要遵循之一。

　　在医院耗材管理领域，利益相关的对象有患者、医生、医院、医保和厂家企业等，而处理这诸多关系，我们的“法”就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促进协同发展和治理”。

　　深化改革是我们熟悉的“老法”，主要对象是医院和医生，要依据经验继续深入；协同发展治理是“新法”，“协同”强调平衡，强调多方合作共赢，不能顾此失彼；“治理”强调协调和革新。

　　“法”由“道”而生。如果我们在公立医院耗材管理的改革与治理中遇到各方难以平衡的问题，可以回头看看我们的出发点，也就是“道”——是否符合“以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中心，维护公立医院效率与公益性的平衡”。

　　“术”是在规则体系指导下的具体操作技术，只要“道、法”不变，“术”可千变万化。目前医院管理、医保管理和创新转化的研究，大都是“术”的层次。这里的“术”既包括国家层面的DRG/DIP分组，耗材集采法规，也包括公立医院、地方医保局和企业制定的各种策略。诸如前面提到的5M1E分析法、7S模型等，就是面对“术”这个层次的解决方案。

　　关于“术”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以下几点：其一，“术”无优劣。没有更优的“术”，只有更适合解决问题的“术”。医院管理的研究者需要更开阔的眼界和踏实的研究，而不是像追星一样追求更“流行”的新“术”。

　　其二，“术”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的问题，医院管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给医院决策层技术支持。

　　其三，“术”可以师从百家。这就意味着“术”往往是站在某些利益相关方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往往为了追求某些利益最大化。选择“术”的时候，必须明确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维护的是谁的利益。

　　比如耗材集采价格谈判的时候，一样是卫生经济学技术分析，医保局运用的“术”和厂家的“术”往往有差别，但“道”“法”一致，终究我们还是找到了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集采从“灵魂砍价”到“质量为核心、临床价值为导向带量采购，以量换价”。纷繁复杂的“术”，基于明确的“道”和“法”的导向，选择也会更加灵活且有底气。

　　最后，“道”和“法”如山，巍峨不屈，而“术”如水，不拘一格。

　　面对同一问题，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提出一揽子的方案，将不同的“术”进行交融和变化。这种交融变化常常是我们一线医院管理者遇到更多的实际情况。这时，就要首先研究“道”和“法”的支撑来源，再对“术”和问题的本质进行前面三方面的分析。

　　“器”是指有形的物质或有形的工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今天，“器”不再是医院管理者决策上需要担心的主要问题，却是经济上需要担心的主要问题。

　　好的“器”，目标不能仅仅是满足“术”的开展。我们要警惕将“术”和“器”捆绑的那些产品。医院管理是需要人对信息掌握程度非常高的管理。从长远来看，“术”和“器”的捆绑必然会降低医院对信息的掌握程度。

　　“道、法、术、器”的思维体系，强调管理决策过程中判断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可以帮助医院管理者重新理清问题的逻辑关系。以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中心，维护公立医院效率与公益性平衡是“大道”，医院管理者必须时时铭记并践行；“法”往往以各种管理法规文件的形式出现，所以研究法规既要认真仔细，还要结合具体情况；“术”“器”纷繁复杂，医院管理者不应沉迷其形式，而应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引入“道、法、术、器”的思维，再思医院管理的完善和革新，可见中华传统智慧可以给当代医院管理者带去莫大的启示。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