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结合决定的内容来看，这种动力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有着准确的判断；第二，赋予全面深化改革新的任务和新的特征；第三，系统改革中突出重点、目标导向中突出问题意识；第四，明确评估和验收改革成效时间

　　□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在全面深化，难在进一步，涉及发展与治理，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安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政府与市场等诸多领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改革内容，也包括顶层设计、观念重塑、体制堵点、实践难点等关键环节的科学方法和改革思路

　　□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对历史方位、时代坐标、世界大势和发展困难准确把握的前提下开启的，改革确立的目标、方向、方案、思路、重点等都是经过扎实调研和翔实论证的科学方案，经得起时间和人民的考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上对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创新与发展，其清晰指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发展的标准、条件、手段和要求，必将为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也将为世界经济繁荣持续作出重大贡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战略部署，标志着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启动。接下来，改革将进入更加深入的攻坚阶段，必须攻克发展中的各种卡点、堵点和难点，这既是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中国能够持续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的根本原因，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所在。

　　一、全面深化改革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压舱石，这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起点，开启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持续赋予中国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也让世界愈发感受到中国追求包容发展与互利共赢的决心。改革取得的成效，概括如下：

　　一是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并驱动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扎实推进。比如，中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差别系数从2013年的3.03降至2023年的2.39。

　　二是科技创新实力取得重大突破。《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创新能力全球排名升至第12，拥有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跃升至全球第一，同时也成为首个拥有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超过400万件的国家。

　　三是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平均6.6%的经济增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6.8%。

　　四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国家地位不断改善。以出口产品结构为例，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大幅下降，以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为代表的出口“新三样”支撑起我国外贸结构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的新格局。

　　五是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公平性和可及性显著增强。中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改革的基本立足点，通过不断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调整分配政策，促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快增长。中国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六是经济安全综合发展能力更加稳健。全面深化改革，高度重视经济安全，与发展安全相关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为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例如：通过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持续提升；通过持续加强地方债务、金融、房地产等方面的管理，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结合决定的内容来看，这种动力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有着准确的判断。决定认为，中国当前正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并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极其精准，是改革效果的基本保障。

　　第二，赋予全面深化改革新的任务和新的特征。从决定内容来看，社会生产力问题仍然得到应有重视，主要变化是更加突出和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强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第三，系统改革中突出重点、目标导向中突出问题意识。决定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特别强调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在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方面，首先强调了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提到土地制度改革。此外，重点提及与发展安全相关的国家安全体系、安全水平制度、安全治理能力、安全机制等。

　　第四，明确评估和验收改革成效时间。决定提出，“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在全面深化，难在进一步，涉及发展与治理、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安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政府与市场等诸多领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改革内容，也包括顶层设计、观念重塑、体制堵点、实践难点等关键环节的科学方法和改革思路。这是一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改革攻坚战，必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新局面。

　　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决定不仅科学归纳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和建设任务，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思路。

　　1.各国市场经济并非毫无差别，也有优劣也分高低

　　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类设计出来用以服务和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从实践上说，当这种手段与国家发展相结合，它需要承担国家诉求，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市场经济并不是只有一种形态，也不存在一套标准模式，不同国家应当根据自身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无论现实中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多大差异，它们都会受到原教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误解和攻击，与实践脱节的市场经济理论存在四个重大认识缺陷：

　　一是把短期叠加等同于长期。无数个短期经济行为的叠加就是长期问题，这是西方经济理论常常认定的绝对真理。但是，如果短期利润最大化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或者短期经济利益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可持续发展进程将被迫中断，长期便不复存在。

　　二是把个人之和等同于国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当每个人都达到了最优状态时，全社会福利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事实是，只要经济主体之间在实力上存在差异，牵制与被牵制、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地位就是常态，帕累托效率只是理论臆想的结果。

　　三是把政府治理等同于干预。各国已经认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但对政府应该涉足哪些领域、涉及多大范围以及采用什么手段仍有分歧。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取决于一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作用，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绝不能依据某种理论倾向简单把政府治理等同于干预市场。

　　四是把自由竞争等同于活力。经济学家崇尚自由竞争，极端者甚至把自由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绝对信条。但是，自由竞争不等于社会活力。因为，不受保护的绝对自由或者不平等前提下的相对自由，都会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要么危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要么加剧和激化阶层利益对抗。

　　以上四个认识误区，需要认真辨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优劣之别和高低之分。判别的标准主要有三：一是政府有没有代表所有经济主体的合理诉求；二是政府有没有更好履行约束经济主体的职责；三是政府权力有没有受到制度和法律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一种发展手段，它从一开始就力求解决上述四个问题。

　　2.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逻辑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源自改革深化。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建成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中，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保护平等地位、促成公平竞争，消除一切妨碍公平、平等的因素。结合决定的内容，将重点针对四对关系的逻辑关系进行探讨。

　　一是公平与活力的关系。即，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符合高水平的标准？决定提出，“更加公平、更有活力”。从表述顺序上看，公平在先，活力在后，公平是前提，活力是结果，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它们共同成为衡量市场经济体制水平的关键性标准。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公平与活力都难以统一到市场经济框架之中。因为理性经济人的逐利动机让他们无暇顾及公平问题，甚至会刻意践踏平等，但随着不公平程度持续加剧，市场活力将难以维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根本理解。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其有力的政府调控体制、有效的分配机制和特有的所有制经济制度为兼顾公平与活力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是提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底气所在。

　　二是效率与效益的关系。即，同时满足公平和活力的标准需要什么条件？决定提出“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在竞争机制作用下，可以形成以价格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信号。由于价格是度量资源稀缺程度的标志，所以供求关系变化将驱动资源流向最佳去处，这是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的集中体现。正如公平与活力之间不能自我协同，经济发展效率优化很可能会出现与效益最大化的矛盾。比如，与经济发展相伴生的生态问题、劳资关系冲突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带来巨大危害。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经济效率又要社会效益，既要短期利润又要长期持续，既要供给侧需求侧又要分配侧，这种双向同时兼顾的要求，超越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内涵，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突破的重点。

　　三是制度与法治的关系。即，怎样的改革手段才可以创造出“两最”条件？决定给出的答案是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纵观各国法治实践，一条普遍经验是，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精神的激发、保持、巩固和维护需要法治保障，所有市场体系内的行为主体都必须受到法治约束。但要看到，在法治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制度建设，尤其是能够完全接受监督约束的制度体系建设。事实上，这样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是一个整体，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为法治的落地，离不开制度体系支撑，而制度建设要以法治精神为指导。只有在法治框架内，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也只有在制度框架内，才能确保法律的有效执行和公正裁判。因此，只有两者兼备，才能发挥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作用，才能够保证法治不偏离公平公正轨道，才可以确保政府有为且高效，才可以做到效率最优和效益最大的同时兼顾且长期有效。

　　四是放活与管住的关系。如何保障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持续作用？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场经济从来不会超出一国发展体系而独立存在，它始终与国家发展目标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肩负着与中国发展目标一致的战略功能。因此，决定提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高标准要求，完全符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具有有效性和可控性的性质，这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也是确保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约束条件，体现了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发展思路。

　　总而言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对历史方位、时代坐标、世界大势和发展困难准确把握的前提下开启的，改革确立的目标、方向、方案、思路、重点等都是经过扎实调研和翔实论证的科学方案，经得起时间和人民的考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上对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创新与发展，其清晰指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发展的标准、条件、手段和要求，必将为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也将为世界经济繁荣持续作出重大贡献。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