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措施。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炜在专访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本次全会的《决定》为香港指明了发展方向。香港要继续巩固金融、航运以及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能够惠及香港中等收入人群。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本次全会的重点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旨在呼吁各地、各经营主体遵循自身资源、产业基础、科研条件，按比较优势进行战略布局。

　　邓希炜认为，香港作为大湾区的重要引擎之一，可以利用自身的学术优势，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不同产业的上游研究部分做出更大贡献。香港的科研水平较高，但以往这些研究更多集中于基础科学，在研究成果转化的层面上仍有提升空间。通过增加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产学研互动，香港可以提升自身应用科学的实力。他强调，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多元化，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来解决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

　　近年来，香港一直大力推动与内地城市之间的科研合作。2023年，香港特区政府和国家科技部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安排》，内容涵盖深化科研合作、创新资源共享、科研成果转化、人员交流、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和强化统筹协调等。

　　邓希炜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以及数码港、科学园等公营机构正在不断推进香港的科技成果商业化转化。香港的风险投资领域在过去几年有不错的发展，相关的初创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下一步，香港应该进一步培育初创企业，甚至孵化出一批独角兽企业，从而带动香港整体经济发展。

　　根据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由香港、深圳及广州的创新及科技业组成的广深港科技集群位列全球“最佳科技集群”第二位。香港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发展蓬勃，2023年，香港初创企业数目增加7%至超过4200家，聘用16453名雇员。

　　《决定》也提出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贸易中心地位。邓希炜认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可以为内地的金融体系做一些先行的范例，例如香港可以在虚拟货币领域先行先试，最终将这些成功案例推广到内地，助力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可以帮助中国内地的经济和金融连接世界。随着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投资的占比以及全球央行的储备比例越来越高，作为世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的人民币市场交易量将不断提升，未来香港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进行一些创新。

　　以下为对话实录：

　　香港经济需要更多元化发展

　　《21世纪》：您认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和焦点是什么呢？

　　邓希炜：本次三中全会，我认为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的三个时间点，即在2029年完成本次会议设定的改革任务，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些目标的设定都代表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利用市场推动经济以达到高质量的发展。此外，本次会议将实现民众的高品质生活作为一个重要方向，用以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和以往一样将高速发展作为最终目的。

　　《21世纪》：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了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

　　邓希炜：在“一国两制”体制下，香港的发展独具特色，长期秉持“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致力于发展自由开放型经济。但在最近几年，由于地缘政治和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等原因，香港需要做出更多改变。不过香港并非要放弃发展自由市场，而是应该通过近年来提出的再工业化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

　　《决定》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香港应该更深入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并进一步参与到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中。香港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带来的便利和空间，一方面“做大”本土产业，另外一方面利用自身优势对中国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做出贡献。

　　香港应在不同产业上游发挥贡献

　　《21世纪》：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在政策层面，引导市场主体加大对于创新的投入？您对于香港的产业政策有怎么样构想？

　　邓希炜：在过去十多年来的去工业化发展趋势下，香港的工业基础受到很大影响。虽然香港的科研水平较高，在基础科学等方面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不过在研究成果转化的层面却相对薄弱。这些研究无法惠及香港乃至地区的经济发展。

　　目前深圳和东莞等城市正在推进新型工业发展。作为大湾区发展的中心城市之一，香港可以投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在不同产业的上游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产学研互动，香港可以提升自身的应用科学实力。这样的产业结构可以带动各个大学参与研发，将科技更好地投入实际应用，将大学里的研发市场化，带动市场经济和应用科技的发展。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和数码港、科学园等公营机构正在不断推进香港创科发展，同时，香港的风险投资领域在过去几年也有不错的发展，香港科技创新类的初创企业数量有较大提升。下一步，香港应该进一步培育这些初创企业，等待这些企业发展到独角兽的规模，以此带动香港经济发展。这些初创企业的发展能够吸引更多来自不同地区的资金可以进入香港，帮助香港创科的发展。

　　香港应该为内地企业出海赋能

　　《21世纪》：你刚才提到香港要将自己的力量贡献在国家发展之中，全会也提到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将如何助力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邓希炜：香港国际化程度高，金融监管体制发展与国际接轨，有着明显的制度优势。健全的监管机构、来自全球的法律和会计相关的专业服务人才，一方面可以帮助香港自身转型升级，另外一方面可以惠及更多来自内地的企业发展。

　　出海以及国际化是目前很多企业发展的趋势。这些企业渴望寻找新的制造基地和销售市场，利用香港作为转口贸易的枢纽将商品出口到不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应该好好利用自身优势，赋能内地的不同产业、不同市场、不同城市，帮助企业出海寻找商机。

　　《21世纪》：全会除了提到“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之外，还提到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你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香港角色是什么？

　　邓希炜：香港应该广泛吸纳国际人才，参与不同的项目，包括创新研发等。将香港作为桥梁，作为沟通的窗口，吸引这些人才到国内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市场去工作。我们应该说好香港故事，告诉世界，香港依然具备自身独特的优势。我们需要做好桥梁的作用，跟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交往，同时寻找新市场、新合作伙伴。比如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市场中，我们应该加强与他们的交往。

　　推动更多元的全球化

　　《21世纪》：全会中提到要“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这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你认为这对于中国整体的贸易格局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又会给世界的贸易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邓希炜：目前，中国的出口对象依旧是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需要考虑分散风险。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欧洲、日本，它们占全球GDP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东盟、南美等新兴市场对全球的GDP的贡献越来越大，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等收入人群也越来越大。中国服务出口的对象，在未来10到20年可能会逐步从传统的发达国家转移到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更多元化的国家和地区。

　　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不应该只是由那些传统的西方国家带动，全球化应该是更多元、更平衡的。

　　《21世纪》：中国人民银行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中提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你认为香港要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邓希炜：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可以为内地的金融体系做一些先行的范例，香港可以在虚拟货币领域先行先试，最终将这些成功案例推广到内地，帮助内地金融市场发展。同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以助力中国经济和金融连接世界。随着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投资的占比以及全球央行的储备比例越来越高，作为世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的人民币市场交易量会不断提升。香港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进行一些创新。

　　《21世纪》：近几年来，香港基于共建“一带一路”推广自身产品和优势，寻找商机。而在过去，香港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接触会更加频繁，相较之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香港之前与他们联系也相对较少。你认为香港应该如何跟这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加强接触？

　　邓希炜：每年九月香港都会举办共建“一带一路”相关主题的峰会。作为联通全球的多维桥梁与窗口，香港在促进人员流动、信息交汇及国际间互动上展现出卓越成效。

　　不过香港尚需清晰的策略及政府层面的有力推动，将文化交流或商业会议转变成实际的合作。这需要香港在政策方面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对于未来香港与非传统西方国家的互动前景，我持乐观的态度。不过我认为香港在提高人流量和人才交流方面可以做得更好。香港可以吸引更多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游客，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更多的合作。在人才方面，可以通过香港现有的科创企业吸引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才来香港。同时，香港可以继续与西方国家保持良性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