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这些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我们既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主动应对，又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及时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

　　会议强调，要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及时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

　　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此次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及时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下半年几个关键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将朝前迈进一步。其一，今年各地各部门会将去年发布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31条”落到实处；其二，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较强，基本原则是财权适度下放，事权适度上收，预计下半年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将较快推进；其三，下半年在优化土地管理体制机制方面或将加快推进，重点是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具体操作层面体现为加快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相协调的机制。

　　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下半年的改革举措可能围绕民生、惠民展开，尤其是在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上，政策核心是“优化收入分配”，地方会增加税源，来增强地方财政收入，提高地方财政惠民的支撑力。

　　此次政治局会议还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破产退出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防止和纠正一些地方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在改革创新和公平竞争中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在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中，此次政治局会议重点提及了与企业发展相关的几项。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的信心和活力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表现。因此，要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同时，还要防止和纠正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不良行为，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业内认为，从会议的表述看，下半年稳增长政策还有加码空间。

　　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

　　王青认为，三季度或将迎来政府债券发行高峰，这意味着三季度基建投资（宽口径）将保持在8%左右的较高增长水平，继续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此外，考虑到2023年和2022年下半年都追加了财政政策工具，不排除今年下半年出台加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再发行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等措施的可能。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发力方向，一是关键领域的投资，二是民生工程。

　　“从关键领域投资来看，中国走过快速城镇化和快速工业化阶段以后，像前些年有很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很高的投资乘数的项目越来越少。”滕泰说，这种情况下，就要减少低效和无效投资，把省出来的钱更多地运用到提高居民的民生保障、促消费方面，在这方面，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空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王青认为，在7月央行降息、引导LPR报价下行之后，接下来为支持政府债券大规模发行，三季度降准也有空间。另外，在二季度金融“挤水分”取得明显效果后，三季度银行有可能借势央行降息，加快信贷投放，这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力点。最后，综合考虑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和物价走势，也不排除四季度政策利率再度下调的可能。

　　“与4·30会议相比，‘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调整为‘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并新增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表述。”温彬说，这或许预示着稳汇率的政策权重有所上升，进而可能会对进一步降息形成掣肘。

　　滕泰表示，货币政策有很大空间，尤其是考虑到当前紧缩风险、股市低迷、房地产低迷等背景下，应该加大货币投放力度，进一步执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要大幅降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政府债务成本、居民按揭贷款和消费信贷的金融成本，从而极大促进消费、促进民间投资。

　　“但是从过去几年货币政策实际运行的惯性来看，要达到以上提到的逆周期政策的要求，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滕泰说。

　　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

　　会议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要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扩大有效投资。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经济政策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是此次会议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是这几年正在逐步转型中、进一步明确的一个重大政策转变。”滕泰说，这种转变是与时俱进的，与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变化是一致的，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和快速工业化阶段，投资和出口一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需求拉动作用，但伴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高峰已过，投资需求下降很快，这种情况下，需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消费从根本上取决于三个方面，即消费能力（收入）、消费意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供给的适配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工具，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居民更好的消费，而不是让消费成为工具。”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钟辉勇认为，促进消费，一个可能的重点是要考虑中心城市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即通过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拉动全国消费。

　　为达到惠民生、促消费，会议还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盘和林认为，相关政策可以从两方面落脚，一是增收渠道，比如资本市场的财产投资收入，可以开启跨境投资，拓宽投资渠道，另一个是再分配，比如税收调整，加强税收削峰填谷的能力，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

　　在滕泰看来，有三类方法可以提高居民收入，一是发消费券或发钱，“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疫情期间，很多国家都采纳过，效果非常好，所以要尽快拟定相关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提高居民一次性收入。”二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即执行积极的资本市场的政策，比如股市上涨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对消费或投资的促进效用也是立竿见影的。三是最可持续的——促进就业，增加居民劳务性收入，但这是长效机制，不能作为短期办法，“如果过分强调长效机制，增加居民收入就变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讨论，会延误有效政策的出台。”

　　产业发展要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在产业发展方面，会议指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

　　如何理解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在钟辉勇看来，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制定各种产业政策时，需要从本地的比较优势出发，尊重市场规律，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也可以通过事后考核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进行监督，避免财政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盘和林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难以回避，但要尽可能将竞争从规模竞争引导到技术创新竞争，如技术专利的产权保护要重点落实，“即允许企业通过技术优势获得垄断地位，这也是专利保护制度的本质。”而对企业通过规模竞争挤出竞争对手，尤其是龙头企业滥用支配地位，则要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