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是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汽车产业“缺重少轻、轿车几乎为空白”，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国家做出了吸引外资车企进入，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发展轿车工业的决策。得益于外资进入长期培育起来的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市场、管理、人才等基础，中国本土品牌也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借助新能源汽车这个新赛道，中国品牌迅速崛起。现在中国汽车产业已经成为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产业，并进入了国际化发展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在国际品牌打造、核心技术、产业链供应链、模式创新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培育出一批全球领先的整车企业和品牌、关键零部件企业等，出口规模也是全球领先。
外商投资整车企业是中外汽车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融合发展的首要纽带、中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汽车整车和产业链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重要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汽车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在当前国际形势和汽车“新四化”趋势下，更离不开外资的参与和贡献。但当前，由于主要传统外资车企在华电动化战略相对谨慎保守，主要合资车企燃油车市场优势逐步削弱，新能源汽车发展滞后。2023年，国产自有品牌乘用车销量前5家传统外资车企，新能源汽车销量仅57万辆；与2018年相比，12家传统外资车企集团只有3家实现增长，下降超过50%的有4家，下降20-50%的有3家。2024年上半年，在华国产乘用车销量前7家传统外资车企集团均为负增长（平均为-15%）。近年来，有多个外资车企撤出中国市场，多个主流外资车企消减在华产能（关闭工厂）。
汽车产业加速低碳化/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汽车领域来自外部的经贸限制、打压不断增加，我国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国际化发展面临重大挑战，汽车产业发展和转型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改革决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面对新趋势新挑战新要求，以及中国巨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和潜力，有的外资车企也已经开始了战略调整，如加强本地研发、与中方伙伴合作研发、加强产业链布局、扩大出口等。笔者认为，从政策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按照《改革决定》要求，扩大制度型开放、放宽市场准入，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企业层面看，建议传统外资车企积极面对风险挑战，努力实现在华发展的“四个转变”，积极争取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汽车/新能源汽车市场有所作为，以加快推动中国业务并引领全球业务电动化/低碳化转型。
一、战略转变。
就是以传统燃油车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加快向以新能源/低碳汽车为核心的战略转变。要充分结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市场规模、服务生态等优势，综合在华既有汽车业务布局、制造和服务体系，以及考虑战略亏损期长短等，平衡好燃油车业务和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发展，加强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制定积极的新能源汽车业务发展计划，加大投入和强化布局。
二、模式转变。
就是强化在华研产销经营体系、提升体系能力，将长期以来“总部开发、引进生产”为特征的发展模式，转变为“本地开发、本地制造”为特征的新发展模式，并反哺全球业务。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在车辆配置和性能、成本价格、消费偏好、用户驾驶习惯、基础设施、商业模式等都有很强的独特性，应立足于深刻洞察中国用户需求的基础上设计开发产品。
三、市场转变。
就是将原来主要面向中国市场调整为面向中外两个市场。合资企业原来主要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现在随着中国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具备国际领先的竞争力，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的技术、制造优势和外资企业全球的营销网络优势，扩大出口、满足海外市场需求，以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至于瞄准哪些区域市场，可由合资股东协商确定。
四、机制转变。
机制和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内在驱动力。智能新能源汽车是不同于传统燃油车的“新物种”，要求车企必须具备优秀、有效的机制和文化，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加快实现数据驱动、业务和流程重构、创新引领。激烈的竞争要求企业决策必须又快又准，资源配置必须高效。新势力企业、部分国企已进行了有效探索，比如股权激励、分红激励、员工持股，及优化产权结构等，合资车企亦可以加以借鉴。
（作者吴松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研究汽车产业和政策，现就职于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