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做了部署，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推出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举措，促进利用外资企稳回升。要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要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如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外开放领域需要着重注意什么问题？下阶段要如何推进改革？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就上述问题分享了他的解读与分析。

　　张斌认为，《决定》要求对应着国内的改革任务，制度型开放可以跟改革画上约等号，要对国内很多政策、规则进行改革。

　　谈及当前我国存在的贸易失衡问题，张斌指出，以减少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代价获取的贸易顺差，面临着很高的机会成本。需要关注如何走出贸易失衡，如何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要通过减小和消除各种市场失灵和市场摩擦，实现更优化的国内资源配置。

　　高度市场化贸易能更好优化资源配置

　　《21世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均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了部署。怎么看待对外开放领域的部署安排？有哪些亮点和新意？

　　张斌：我国一直拥护多边化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目前这个体系正在遭遇各种挑战。我国是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和贸易商，是这个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维护者。一方面，我们需要做好自己，通过自身的开放对这个体系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也负有责任。

　　《决定》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就是“从我做起”的具体表现，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也能继续发挥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对外开放从商品市场扩大到要素市场和服务市场，从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深化到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等高标准的规则对接。这些开放本质上是要求对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

　　《21世纪》：《决定》提出，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评价考量标准会发生哪些变化？什么是衡量贸易强国的最重要指标？制度和政策又要如何支撑？

　　张斌：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从全球范围内获得更有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局面，更好服务于本国居民的福利改善和产业提升。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评价标准不是出口多少、进口多少，而是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多少资源配置的改善，目前这方面还没有系统完整的评价指标，但一般认为，高度市场化的贸易能够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

　　当前发展阶段，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能够起到减少政策扭曲和市场失灵带来的资源配置损失，能够更大程度发挥对外贸易的资源配置效率。

　　较大的贸易顺差导致贸易失衡

　　《21世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如何看待制度型开放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张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扩大制度型开放，要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要求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要求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等。

　　这些要求都对应着国内的改革任务，我认为制度型开放可以跟改革画上约等号，要对国内很多政策、规则进行改革，在这个层面上，开放与改革是同一个动作。

　　《21世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对外开放领域，当前我们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张斌：当前我国还存在着一定的贸易失衡，特别是存在很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制造业顺差，直接体现在出口强而进口弱。2000 年至今，我国经历了三轮显著的货物贸易顺差增加，分别发生在2004至2007年期间、2012至2015年期间和2018年至今。

　　贸易顺差的趋势性成分背后有合理因素，也有市场失灵和政策扭曲造成的不合理成分。贸易顺差的周期性成分来自国内外经济周期的变化，也包含了我国逆周期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影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然而，较大的贸易顺差导致贸易失衡，导致了外循环并不畅通，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贸易压力。需要注意的是，以减少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代价获取的贸易顺差，面临着很高的机会成本。贸易顺差所积累的海外资本的真实收益率不高，多数时候甚至低于国内资产的实际收益率。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不可避免地带来贸易争端和贸易制裁增加。

　　《21世纪》：要如何走出贸易失衡的状态？

　　张斌：我们需要关注如何走出贸易失衡，如何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要通过减小和消除各种市场失灵和市场摩擦，减少不当的政策干预，实现更优化的国内资源配置，降低贸易失衡中的不合理成分。

　　《21世纪》：消除市场失灵和市场摩擦需要有形的手，要如何平衡政策干预有效但不过度？对当前市场来说，政策干预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张斌：在研究贸易失衡原因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对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工业企业）投资和生产的补贴政策会增加贸易品生产，扩大贸易顺差。

　　各地政府展开了形式多样的补贴和优惠政策（比如税收返还、股权投资、出口奖励、投资奖励、研发奖励、科技奖励等），希望企业能留在本地，特别是工业企业的投资、出口留在本地。这种竞争让地方政府陷入了博弈困境，也带来了资源配置扭曲和贸易顺差的增加。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当政府过度偏爱制造业部门时，其实也就是在歧视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其他部门，所以我还是建议政府要对各个行业“一碗水端平”，不仅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也包括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

　　当然，如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不变，地方政府还是会变着法子绕开规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给企业好处，吸引企业扩大投资、生产和出口。真正打破地方政府的博弈困境，打破对工业企业和出口的过度补贴，一方面是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特别是防止各种变相补贴；另一方面是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一是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工作不单独考核工业增加值、出口、进口等指标；二是加大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低收入群体和外来打工群体居住生活条件的相关投入和考核；三是加强对营商环境的考核，特别是清理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帮助企业突破负面清单以外的各种隐性市场准入壁垒等。

　　如果能做到这些，将更好地平衡资源配置，过多流向制造业的资源会逐渐会转去服务业部门，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需求的，我相信把已经制定的政策执行好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下半年扩大内需政策要发力显效

　　《21世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对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做出了部署，特别提出要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此外，《决定》也提出了要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等内容。怎么看当前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发展？还面临哪些壁垒？

　　张斌：与发达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相比，我国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众多服务业的就业占比偏低，相关的服务品质提升滞后。

　　这些行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有些是因为政府相关投入不足，有些是私人部门难以进入或者是进入后面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别是难以和现有的事业单位展开公平竞争），难以生存。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二章第八条对于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现实操作中，我国有大量的行业和部门政策对非公有制部门的市场准入设置了大量隐性门槛，真正减低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公平竞争要结合具体行业部门推动改革试点。

　　当然也需要区分，我国并不是所有的服务业都存在发展滞后的问题，比如那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服务业，餐饮、旅游、零售等，其就业占比、增加值占比等指标表现不错，实际发展的体感也不错。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跟科研教育相关、与公共福利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还存在很大差距，同时也存在巨大的潜在增长机会和就业机会，需要形成更好的监管政策，打破各式各样的隐性壁垒、准入条件等，让增长潜力充分释放。

　　《21世纪》：当前我国外贸发展是否出现了哪些变化，下阶段贸易失衡是否会有所好转？

　　张斌：从出口看，近年来我国单位货物贸易出口的增加值在不断提升，对外贸出口的拉动作用也在增加，外贸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总体在不断上升，也产生了一些结构性变化。这得益于我国制造业领域的充分竞争，使得整体进步非常明显，从而使得我国外贸出口获得了很强的竞争力。

　　下半年外贸进出口是否能够走向平衡，我认为重点还是要看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如果下半年扩大内需的政策能够发力显效，相信对进口会有带动作用，这样能够更好平衡贸易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