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根本意义何在？在于管理和调试整个市场、社会的经济预期，但不能走向“算计”。因为“算计”不是对社会心理调试，而是把“减少多少企业、居民信贷成本”当成政绩宣扬。比如，所谓“让M2和社融增速大致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的说法就充斥着“算计”味道。问题在于：这样的“基本匹配”能够转变市场和社会不良的经济预期吗？

　　货币政策应当时刻守护基本原则，目标不能出现偏差，而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管理、调试整个市场、社会的经济预期。

　　最近，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写的一本《21世纪货币政策》在中国金融圈较为流行，这本书谈了美国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不同的货币政策方法，解释了为什么需要采用这样的方法，读后很受启发。这本书通篇实际只讲了一件事，如何采用货币政策去管理、调试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依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市场预期的不同特征，采用不同的方法。甚至，每一届美国央行行长都有对货币政策的不同看法，都会与时俱进地改革货币政策手段，而绝不能因为某一种货币政策手段失效或效能不佳，央行就可以“躺平”，无所作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本书当中，伯南克否定了“让M2增速大致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的货币政策目标，认为这会让货币政策变得非常被动。

　　比如2008年之后的一段时期，美联储大量投放基础货币，结果引发世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怎么办？美联储及时修正方法，出台“扭曲操作”的货币政策。所谓“扭曲操作”是指：放弃单一关注短期利率的方法，放弃指望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的传统路径，直接投放长期基础货币，在压低长期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增加整体市场长期资本流动性。如此一来，第一，以长期置换短期，海量长期基础货币供给并未大幅推升M2增长率，防止了通货膨胀的发生；第二，大幅增加的长期资本流动性维护股票市场长期牛市，为企业带去充盈的股权资本，进而降低企业债务杠杆率，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债务风险；第三，长期资本流动性的充盈，不仅维护了股市高涨，而且扭转了市场预期，并吸引全球资本流向美国金融市场。

　　不管认同与否，美联储的这套操作至少在2019年之前显得格外成功，通胀率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通缩”程度，经济增速加快，就业状况不断改善，科技成果不断释放，科技公司利润不断增长，股价一路高歌。但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拜登接续特朗普的一系列“骚操作”，导致美国政府债务无度膨胀，信用大跌，美元霸权岌岌可危，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大企业、大资本的健康，这实际就是当今美国的情况。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和民众层面，危机深重；其二则是大资本、大企业层面，尽管也被美国经济政策搞得灰头土脸，但总体财务状况依然相对健康。

　　美国出现这样的“两极分化”格局并不奇怪，因为其政府就是为大资本服务的。但中国的情况应当与之不同。我们更需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应让他人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所以中国金融亟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股票市场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人民主体性，构造全民通过投资可以分享国家经济成果的市场格局，这个市场需要的不是一个“飞速运转”的市场，而是能够引导、激励上市公司更多创造财富的市场，投资者更多需要和企业一起成长的市场。

　　第二，货币政策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得更加有所作为，尤其当实体经济被债务压得倍显疲态之时，货币政策更应通过激励股票市场，并通过股市上涨扭转市场和全社会的经济预期，让国民的财产性收入预期大幅提高，带动投资和消费的不断增长，进而稳住经济大盘。

　　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激励股票市场？转变M2结构，即大量释放长期基础货币的同时压低货币乘数。大家应当意识到：沿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采用“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继续走下去，只能导致货币乘数越来越高，金融期限越来越短，资本市场越来越弱，债务风险越拉越大。更严重的是：这样的金融结构，背离实体经济需求。

　　现在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在日经225股价指数的大跌背后，是否存在带崩中国A股市场的企图？是否存在日本帮助美国收割中国优质资产的阴谋？至少我们看到：日元在不断贬值中帮助推高美元指数，同时拖累了人民币兑美元不断贬值，而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是有利于美国收割中国资产的。那现在会不会在股市上出现同样的境况？中国不得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