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成为社会高热词和产业高频词，它具体有着怎样的内涵和战略价值？为何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引发高度关注？又该以怎样的思维模式和政策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深度解读。他说，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形势使然，更是时代必然。

　　/战略价值/

　　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质态而不是业态

　　Q：如何看待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战略价值？

　　A：中央对新质生产力给出过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这里面有几个点很关键，值得我们深入理解。

　　首先，新质生产力必须由“三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创新打底。新质生产力明确以创新为主导。它不仅是先进的生产力，不仅要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还要具备高效能、高质量，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投入要更集约，生产方式要高效能，而且产出也必须是高质量的、环境友好的。

　　其次，新质生产力有明确的产业支撑。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务虚的理念，而是一个务实的发展策略，对应有坚实的产业支撑。因此，新质生产力相比原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更不是简单等同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调整的产业升级，不是农业升级为工业、工业升级为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的是质态，而不是业态。即使是最传统的农业，如果能通过革命性的技术进行生产要素的创新型组合，也能形成新质生产力。

　　最后，新质生产力还能满足战略上的攻防两用。我与魏尚进老师在研究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三明治困境”。中国经济像三明治一样，底部和顶部都有压力，需要双线作战，谋求突围。怎么突围？答案是只能往上走。

　　即便抛开地缘政治因素不谈，向上攀登也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压低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也不可能再牺牲环境，还要面对老龄化。

　　如果再叠加地缘政治趋紧，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成了不二之选，因为新质生产力除了能提升国际竞争力，还能提升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水平，这已经成为中国以攻为守的必要战略配置，与“以进促稳”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

　　如今的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中国如果错失这次机会，未必还能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有再学习、再追赶的机会。人工智能的威力可能远远超过蒸汽机、电力、互联网。这也是中国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所在。

　　/创新原则/

　　创新的主力棒要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

　　Q：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创新，那么创新的关键又是什么？

　　A：关于创新，一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市场化的创新，就是企业家群体、科学家群体的组合创新；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推进的创新。

　　在发展新质产生力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非常值得思考。林毅夫老师与张维迎老师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历史上很多经济学大师之间的分歧，本质上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在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讲的是以市场化创新为主，只有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才需要政府干预。现在至少要加上一点，那就是市场失灵已经不限于国内市场，还要考虑地缘政治带来的国际市场失灵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地缘政治趋紧而改变创新的基本原则。关于创新，经济学上的基本原则还是政府着力于营造和维护创新的制度与文化环境，比如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给企业家一个基于法治的、稳定的预期等等，创新的主力棒还要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政府非必要不亲自下场创新。

　　即便有些产业有必要通过举国体制创新，也一定是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比如以母基金投资的方式，或者支持基础科研的方式，调动市场化的力量，绝不是政府亲自入场、从头做起。

　　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分别是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

　　这五大类中，其他四类产业都需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去发展，以市场为主，政府扮演的主要是因势利导的次要角色。只有战略型产业，即涉及国防安全或者经济安全的产业，即使不符合当前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政府也要重点扶持发展，亲力亲为。其他四类产业的主力棒都应该交给市场。

　　/金融与法治/

　　市场创新最关键的是金融和法治环境

　　Q：市场和企业家的创新需要资本，也难免有试错的过程，我们该如何守护市场的创新动力呢？

　　A：市场创新最关键的是金融和法治环境。金融市场的关键是资本市场，只有通过健康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才有可能调动全社会的资本进行创新，投资者既分担创新的风险，也共享创新的收益。

　　过去，中国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在银行借债有利息，到期要还本付息，不利于支持高风险的创新创业项目。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配套建设金融强国，尤其是健康友好的资本市场。当然，资本市场不仅仅是指股市，还有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法治环境的关键是稳定预期和可信承诺。创新需要长期的试错，需要长期主义的投资，如果政策上朝令夕改，法治上任性执法，企业家就无法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预期，不敢做长期、高风险的投入。法治环境最关键的就是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的创新还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从0到1的原创新和从1到N的再创新都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有从0到1的突破性创新，也有从1到N的改进型创新。美国过于注重从0到1的创新，对从1到N的改进型创新不够重视，造成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硅谷与传统工业转移之后的“锈带”两极分化，社会因此撕裂。

　　日本与德国注重从1到N的再创新，尤其是德国，高端制造业基本盘强大，但相对缺少从0到1的原创新，影响国家发展的后劲儿。因此我国的创新要尽可能兼顾美国与德国的两种创新模式。

　　/思维模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用掰手腕思维代替反垄断思维

　　Q：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管理思维看待企业？

　　A：国家对于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管理在不断改善，提出了市值管理要求，但不可否认，创新的主力还是要由市场担当，尤其是民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的管理，我们在战略上要做一个必要的调整，那就是从反垄断思维转变为掰手腕思维。

　　因为反垄断的核心思维是国内市场的竞争有序，不能让一家企业过大过强，否则影响更多企业的创新和整个社会的效率，这也是我们过去几年治理平台经济的一个理论基础。传统的反垄断思维偏向于认为企业过大过强就会官僚化，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碍创新。

　　但传统的反垄断思维今天遇到两个挑战。第一个是技术的底层穿透性不断增加，跨界竞争越来越容易和普遍，就像我们过去担心淘宝的市场份额太大，想不到京东和拼多多有能力抢出很大的市场份额，更想不到今天抖音成了第一卖货平台。因此，企业技术创新和跨界竞争本身就是反垄断的力量。在美国也是，英特尔早已被英伟达超越。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尤其是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从外部获得先进技术，只能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和开放集成创新，前沿的创新必须依赖华为、字节跳动等超大型企业，也包括独角兽企业。

　　因此，我们不能只看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不是超过了50%甚至80%，还要看企业是不是属于新质生产力，能不能代表中国与国际巨头“掰手腕”。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关键不是有与无、大与小而是科学不科学

　　Q：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

　　A：我们不仅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所谓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就是相对按部就班的自然演化要增加一些主动干预。通过政府这个“有形之手”推进一些改革，出台一些产业政策就是比较常见的干预方式。

　　产业政策是经济学家经常争论的话题，关键在于对产业政策的界定不同。其实美国也有产业政策，很多欧洲国家也不例外，只是各国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和力度不同。

　　产业政策的关键不是有与无、大与小，而是科学不科学。对于产业政策，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来看，重点是要注意把握好五个原则。

　　一是免税或减税胜过直接补贴。政府的注意力往往放在补给哪家企业、补多少、补多久，但相比于这种补贴，更科学的方式是免税或减税，因此减少产生扭曲的政策环节与程序。

　　二是如果一定要补贴，应该提高补贴质量，尽可能补给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和终端用户，而不是盲目地直接补贴给企业。

　　三是产业政策要与时俱进，动态调整。市场永远在演化，政府的有为也要与时俱进，产业政策要动态调整，不是出台一个固定不变的政策就一劳永逸、万事大吉。产业政策最好对应有严格的情境和时间窗口期，就像炒菜一样，要非常注意用料和火候。

　　四是产业政策最忌朝令夕改，对于限制性（尤其是取缔性）的产业政策，政府要慎之又慎。

　　五是产业政策要做好国际沟通。中国是一个大国，已经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企业也必然要面对全球市场，尤其是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卫星互联时代，信息不对称的空间越来越小，欧美议会的辩论全球直播，大国的内政就是外交，不能再持有内政归内政、外交归外交的想法。产业政策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