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狭长。1亿人。4000多亿美元GDP。像20年前的中国。

　　这或许是很多人对于越南的纸面印象。而在雨季踏入这个热带国家，才发现越南也有凉爽的夏日。想象变成具象，复杂的矛盾感扑面而来。

　　胡志明市西贡河两岸的CBD讲述着繁华，但是市内的地铁15年还未完工；全国6000多万辆摩托车的保有量，道路上摩声轰鸣，高速公路数量却屈指可数；近20多年来，中国乃至全球的电子、家电、纺织等产业蜂拥而至，而越南本身的市场规模并不大。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经济像热带植物一样生机昂扬，也能感受这股力量和基础环境之间的巨大裂痕。就是在这里，越南成长为诸多企业的重要离岸生产中心，嵌入全球产业链的洪流当中。也是在这里，刀叉和筷子可以并排在餐桌之上，而中国企业是桌上的重要玩家。

　　“胡志明周边的那些产业园，70%左右的工厂都是中国人开的。”一位从深圳来越南考察的企业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谈到他的观感，“越南关税低，又比较开放，这些都有吸引力，但是现在竞争也很激烈。”

　　而今年以来，国内企业前往越南的投资项目特别多。TCL实业泛屏BU制造中心越南基地总经理徐林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道：“大家来越南看中的，就是它和全球最主要的贸易体关系很好。当然越南也不可能全做，它跟泰国等还是要有分工，因为这个国家太小，劳动力、土地有限。现在就只有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河内、胡志明这些地方（布局较多），全吃是吃不了。”

　　这也意味着，泼天的富贵涌入到越南这一中转站，但是越南产业土壤发展至今，还不能承载如此庞大的供应链网络，需要和中国产业相互协同。TCL实业亚太营销本部越南分公司总经理丁纬向记者形容，中越产业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移，更像是产业链的一种“延伸”。

　　TCL样本：为什么是越南？

　　去年9月，徐林军从惠州来到越南平阳省的制造基地，这里距离胡志明市45公里，主要生产TCL品牌电视。基地的产能规模是惠州工厂的二分之一，但是它的产值已经排到平阳省第二，放眼东南亚也是规模第二的电视大厂。

　　但是TCL并非要简单地复制一个惠州工厂，而是要把它培育成全球化的重要据点。而越南的特殊地位、灵活角色，也在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变中进一步显现。

　　在TCL越南工厂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节点。早在1999年，TCL就在越南同奈省进行收购并成立了工厂。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家工厂只有一条生产线，20万台左右的产能只供给给越南本土，这是TCL全球化的第一站，选择从越南出发。

　　当时间线来到2019年，关键的转折开始发生。这一年，旧工厂结束服役，平阳新工厂启动建设，“最早是准备辐射东南亚，由于贸易摩擦，我们就马上把越南基地转型为辐射整个北美，每一年的产量都爬坡上升得很快。”徐林军回顾道。

　　他进一步介绍：“今年实际的产出应该是600多万台，年产值应该是10亿美元。我们主要辐射的国家，第一大就是美国，第二是越南本土，然后是墨西哥，剩下的就是东南亚的国家。”

　　听到这里，就有两个疑问产生，为什么选择越南的工厂来辐射美国市场？为什么墨西哥有工厂，还是要依赖越南设厂？

　　首先解决关税壁垒是核心因素，电视整机从越南运往美国的进口关税为3.9%，从中国进口的关税是11.4%，中间相差了7.5个百分点，虽然墨西哥制造可以零关税，但是大部分产品越南具备综合成本优势。因此，国内电视产业链的企业们纷纷到此，京东方、惠科、兆驰、海信等都已经在越南南部投产，或者正在建厂。

　　包括关税在内，年轻人口的红利、工业用地的成本、税收优惠、外交关系、开放程度都是企业们关注的营商优势。比如，越南已与东盟、欧盟和美洲等国家和市场签署16项自贸协定，享受60多个国家/地区的优惠关税；在税收政策上，越南也会根据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推出不同的优惠政策，譬如高科技区可4年内免企业所得税，工业园区可以2年内免企业所得税，另外还有减税的策略。

　　再以人口红利为例，工资的差距并非天差地别，TCL越南基地一线工人的平均工资3000元左右，更多的是体现在结构化上。徐林军告诉记者，惠州工厂的工人大部分都是40多岁，而越南基地的工人中75%的年龄段是18到30岁，平均年龄在25岁。可见，年轻劳动力方面，越南相对充沛。

　　徐林军补充道：“中国的工人会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用中专生、高职、中职的，就是所谓的实习生，现在这个渠道很少了，就只能招工人，市面上招的工人很多是40多岁的。惠州工厂的工人拿到手的平均工资也在3800元到4000元。越南工人的平均年龄很年轻，非常有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期间，TCL越南工厂正在建设和产能爬坡阶段，最终能够顺利投产，也体现在管理上的稳定性。徐林军谈道：“我们经历了1500人、4个月在这个园区‘三就地’（共同抗疫）。园区没有宿舍，我们就在里面摆了1500顶帐篷，住了4个月，每一个会议室、每一个地方都睡了人。TCL的人、越南员工，都是很能战斗的，在我们整个集团内外部，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在2021年的11月，完成了大约43万台，很不容易。”

　　此外，谈及越南厂和惠州厂的利润对比，徐林军向记者表示：“我们不看这个，从中国采购原材料，来越南加工，再卖到美国去，就看整个财务的策略和资金的策略怎么做。我们在越南肯定是要留一定盈利能力的，看公司策略。”

　　这也意味着，越南的生产基地扮演了弹性的角色，它可以覆盖东南亚市场，也可以迅速转换为美国市场的重要供给。从TCL的布局看，越南厂还可以同时和墨西哥工厂进行配合协调，在综合成本考量下，TCL的墨西哥工厂主要做中高端产品，一些急单又可以转向生产周期更快的惠州厂。

　　四次浪潮：这次是“被逼的”？

　　一时之间，国内企业似乎掀起“越南热”，但事实上关于越南产业链的故事早已开启。近30年来，中国企业出海越南已经有过多次浪潮，各有不同产业背景。

　　丁纬向记者分析道，中国企业过来越南投资大致可分为四波，最初是越南的革新开放之时，随后是2000年初时期的投资潮，再就是贸易摩擦前后的2018年、2019年，然后到了目前这一波热潮。“目前这一波体量更大、数量更多。以前很多企业投资几百万美元、几千万美元，上5000万美元的都很少，而现在上亿美元甚至上十亿美元的很多。”丁纬谈道。

　　沿着时间线看，在1986年，越南实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革新开放”的大幕。当时，便开始有外资涌入，进行合作，90年代耐克、阿迪达斯等鞋服纺织业开始在越南落地。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更多资本瞄向了越南，三星等电子龙头开始在越南大举投资，富士康等中国的产业链也逐步进入。

　　10年之后，2018、2019年全球进一步关注到越南的经济崛起，为了打破贸易壁垒，越南成为重要的缓冲地带。包括TCL、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等中国企业，都纷纷前往。

　　对于近两年更加汹涌的投资、扩建，徐林军表示：“这次是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必须要出海。十几年前不是必须的，这次是必须出海。比如说像我们品牌做全球生意，不来越南不行，包括考虑关税政策、贸易壁垒等方面。但是出来之后，会导致供应商也必须出来，如果不出来的话，一直从中国把材料卖给我的话，第一是周期问题，第二是成本问题，也就是长期竞争力的问题。”

　　甚至有越南工厂高管认为，这次是“被逼的”，一定要到海外去寻找新市场空间。TCL创始人李东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在国内竞争，市场增长变缓，只能和中国同行去竞争，把大家竞争得快喘不过气来。海外主要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在竞争，我觉得在国内竞争中学习的本领去海外竞争，我们还是比较厉害。所以就得要去海外竞争，为中国企业、为中国制造业多拿一点份额。”

　　但来到越南也并非高枕无忧，首当其冲的就是由于供应商网络的薄弱，供应链成本和中国还有不小差距。“差距核心点在于，越南的整个供应链链条没那么完善。比如，五金的供应商买原材料铁板、铁片，还得从中国买。这一部分是越南目前的一个短板，供应链条不太完备，很多在我们看来是原材料的东西，都很缺乏。”徐林军说道。

　　以原材料采购为例，他进一步表示，根据物料类别，在越南本地买的材料可能会比中国高3个点、5个点、甚至10个点。“但是我们判断，未来三到五年，它会处于一个采购成本快速下降的通道，但是只有整个链条本地化越来越完备，才能下降。如果要从中国进口，肯定成本是很难下来，物流、报关等成本也不少。”

　　但是就综合成本而言，越南依然远远低于墨西哥和巴西，徐林军表示：“巴西的制造成本和当地采购成本是越南的3到4倍，同样买个纸箱，这边是10美元，那边要40美元。”

　　供应链成本之外，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电力设施等等，都是多家中国企业提及的痛点。当前，越南也在大力推进基建工作，和中国、日本都有大型项目的合作探讨。

　　人才方面，徐林军还提到，越南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非常欠缺，尤其是工程人才稀缺，这也是越南的短板，“越南人口很丰富，工人比较好招，但是招专业岗的，像中国这种大规模理工科的，比如机械制造、机器人、软件相关的人才在越南不好招。”

　　此外，关税的不确定性始终是悬挂的利剑，比如光伏关税政策一变，在越南的中国光伏工厂就要承受巨大压力。对于客户而言，采购成本即使多一元钱，就会转向另一家供应商，出海的另一面也是残酷的抉择。

　　再探全球化：野心和新锚

　　近年来，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贸易一直颇具活力。据越南统计总局统计，2024年前7个月，越南对华出口额达334亿美元，同比增长7.6%；进口成交额792亿美元，同比增长34.9%。

　　而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也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自2018年以来，越南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2024年前7个月，越南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1129亿美元。

　　与此同时，双方的产业链的齿轮也咬合得更加紧密。虽然越南的制造业仍聚焦在组装等偏后端的环节，但是作为关税避风港、重要生产基地，越南的潜力不言而喻。丁纬认为，未来十到十五年，越南都会是上行区间。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产业链延伸至越南，但却不止于越南。在全球化进程的重塑与变革中，对于有野心的企业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因为关税借道越南，而是开始深入思考如何重新配置地理要素，以应对新的全球化局势。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进一步成为主动的开拓者。

　　TCL作为全球化的典型代表，其历程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缩影。家电产业是很早就经历了充分竞争并开始出海的一个产业，在当前的新出海潮中，TCL等标杆企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其全球化的三个关键时刻，不仅是TCL自身成长的历史节点，更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应对挑战、转危为机的生动写照。

　　第一个节点是1999年，TCL在越南的战略决策。那时，TCL虽然在国内市场稳居头把交椅，但李东生还是决定选择越南作为全球化的试点。然而，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初期的巨额亏损一度让公司高层动摇。

　　李东生告诉记者：“那一仗打得很艰苦，所以前18个月亏了好多钱，亏得我们想着要不要退回来，但是我们咬牙坚持下来了。第二个时点是2004年跨国并购，这个跳跃太大了，一下把TCL的业务从中国业务变成一个真正的全球业务，延伸到欧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这一关过得很艰难。”

　　第三是美国对中国单边加税的时候如何应对，“开始我判断是不准确的，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以后问题会解决。所以在产业链、供应链没有做大动的计划，但是之后我们就得调整输美的产业链，否则我们就要放弃这个市场。所以对美产业链的调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美国至今还是我们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调整产业链当中，到底这个市场守还是不守？守的话，就得有巨大的代价，所以这几年贸易摩擦我们赔了很多钱。这三次是我们艰难的选择，现在都熬过来了。”

　　TCL从最初的越南试点，到如今在越南、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波兰、墨西哥、巴西七个国家有制造基地，实现了东南亚、南亚、欧洲、北美、南美等各个区域的本土化制造布局。2023年，TCL的海外产品营收已占到总产品营收的近一半，全球电视销量更是达到2526万台，位列全球第二。

　　然而，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扩展市场，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像苹果这样的企业，早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标准化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将各地的资源与优势最大化利用。

　　这种全球产业布局的策略，不再局限于某个单一国家或地区，而是将产业链延伸至全球各个角落，形成了一种更加紧密的全球生产合作关系。

　　越南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环，早已演变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虽然越南在东盟十国中的体量相对较小，但在制造业方面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在越南的布局，已经从单纯的本土化生产，逐步走向了再全球化的发展模式。

　　徐林军提到，未来的三年内，越南将不再只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制造基地，更将成为国际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越南工厂的关键岗位逐渐实现本土化，并逐步向全球输送专业人才。

　　在这一全球化变革的浪潮中，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与战略锚点，融入到全球产业链格局的重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