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晨，北京下了大雨。陈行甲如约而至。他身着纯白T恤外罩白色衬衫，浅蓝色牛仔裤+运动鞋，这身打扮也是他最常见的行头。知名公益人+作家的头衔，让陈行甲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原以为他至少会有个助理不离左右，没想到他就带着一把长柄伞，笑眯眯地来了。他走进门来，谦和又松弛，像一阵无拘无束的风。
陈行甲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后去清华大学读了公共管理硕士，曾公派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他先后在湖北宜昌等地政府部门任职，做过镇长、县级市的市长，作为官员的最后一站是湖北巴东，他在那里做了五年县委书记。2016年12月卸任后，陈行甲创办了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曾用名“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他还兼任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在《华夏时报》演播室录制专访时，陈行甲说，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的学习和积淀，锻炼了自己在观察感受、总结提炼和落实执行等多方面的能力，对他今天从事专职公益事业具有很大的助力和加持。
陈行甲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卢迈、西湖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越光等资深公益人表达了敬意。在他看来，这些公益前辈的专业追求和职业风骨应为今日公益人所传承。但他也强调，公益事业的发展，特别需要年轻一代的参与和努力，保持与时俱进，激活组织治理，将全新的公益模式与时代变迁恰当融合，中国公益才会有明媚的未来。
专职公益生涯近八年，陈行甲遇到过太多想的到或想不到的困难，但他以专注专业又不乏积极乐观的态度坚持到了现在。陈行甲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最初他也曾为机构筹款辗转难眠，有段时间他逢人就推介自己的公益组织，屡败屡战，不厌其烦。
“无论对方是一个大老总，还是一个前台接待的小姑娘，只要你愿意听我说，我会怀着完全一样的热忱来跟你讲，而且我任何一个项目介绍都有各种不同的时长和版本，短则1分钟、长至1小时。我也确实是着急过，如果没有人支持我，公益项目怎么做下去？”陈行甲说，幸亏后来爱人及时点醒了自己——不忘初心，做好本分。时间是试金石，真正有爱心有需求的人自然会带着资源找到真正做公益的他。
陈行甲相信事在人为，只要公益人厘清底层逻辑，做好本职工作，公益事业就一定健康可持续。反之，如果坚持多年还是无效率无提升，那就是自身的问题，不要再继续浪费社会资源，不妨坦然面对失败——这也是他早就跟自己达成的内心约定。
陈行甲认为，公益组织要跟政府部门做融合式互补，而非强出头做自己能力之外却情怀漫溢的事，要找到社会问题的“神经末梢”、善于发现并非没有出路的“羊肠小道”，公益人必将有所成且避免无用功。这其中，公益人的职业素养很重要，“连接能力”也是组织良性发展的基本功。这同时也佐证了他“公益必然是一个行业，有行业才有未来”的公益属性界定。
采访中，陈行甲回忆起曾和自己有过交集的患儿小莹，为孩子的遭遇感喟，更因其最终熬过难关、战胜病魔而流下“喜悦”的泪水。他说，要和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被称为“菠萝博士”的清华校友李治中一起，按照全世界最好的儿童癌症医院的标准，在甘肃省创建一所儿童安宁病房。“无论从项目设计，医生支持，社工培训和知识网络建设，我们都希望把它建成一流的。不光是甘肃，是整个中国的一个样板，我们希望将来它能够产生一个示范效应。”陈行甲不无兴奋地说。
除了“公益人”这个身份，陈行甲还是作家。继《读书，带我去山外边的海》《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后，今年初他出版了《别离歌》。这本书记录了陈行甲在公益慈善的道路上经历和见证的那些生离死别。但他相信读者看完之后不会感觉沉重，而是温暖，因为“公益慈善就是温暖的”。
采访结束后，陈行甲匆匆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他要为第二天在鸟巢举办的“传薪计划夏令营”做准备。参加夏令营的孩子都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的英雄的子女，这个夏令营已经举办到第四届，来自全国多地的163个孩子成为其营员，其中包括李文亮、彭英华的孩子。陈行甲表示，传薪计划项目将持续22年，他们会陪着每一个孩子直到大学毕业，每年支持孩子们12000元左右的助奖学金，成长陪伴，健康营养、心理照护、学业支持、社会连接，包括特长培养，甚至大学实习等，都会在这一公益项目的全流程设计中得到关爱并完满实现。
“无论走得多远，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无论在这路途中间遇到什么，我都希望你们守得住，耐得住，我们共勉”——这是告别时，陈行甲送给公益同道们的一句话。
以下为访谈：
单打独斗难成事融合互补方为本
《华夏时报》：从2016年您离开政府工作岗位之后转型做公益，到现在应该是8年了。这8年，您觉得发生过的事情当中，什么事可能是最好的、最值得欣喜和高兴的事？
陈行甲：最欣慰的事是我最开始设计的那样一个框架已经基本成型。我最开始投身公益慈善时就想，我不是来救苦救难的，不是讲穷人的故事来博富人的同情、来帮他们筹钱的，我就是想来做一场社会试验，来探索因病致贫规律性的解决办法。最开始被很多朋友不看好，他们觉得这有点太堂吉诃德了，有点太一厢情愿，因为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一个老百姓该干的。但我当时就比较坚持，认为这种试错性质和探索性质的事情，其实特别适合民间公益组织来做，而且我一无所有，从零开始，没有任何负担，我不做谁去做？我最欣慰的事情就是七年半过去，我在第一块试验田里面基本上试出一个样子来，有经验有教训，确实做得不够完美，但它基本的模子出来了。
《华夏时报》：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这“试验田”里都撒了什么种、结了什么果吗？
陈行甲：我最开始选了一块“试验田”，是370万人口的广东省河源市，我在这个地方和当地政府、医疗机构一起合作，对属于社会难点、痛点的一个复杂病种——儿童白血病做兜底治疗。但我一定要先声明一点：最主要的事情其实是政府做的，是医疗机构做的，我们公益慈善组织发挥了一些补充作用，但我补充就把它补全，补到医保目录内的100%，这也让我具备了一个条件，就是建立数据库，在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从患者服务、医生能力提升和药物政策完善等三个维度做了一些试验。
这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联合，我不逞能，这不是我陈行甲一个人的事情，也根本就不可能是我一个人能做成的事情。我联合了国内其他一些做医疗救助的公益慈善组织——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还有北京同心圆公益基金会，一起发力，又联合了高校和企业、志愿者组织以及患者组织等，联合这些社会力量之后，我们跟政府合作。在广东河源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19年我们和北京新阳光基金会一起把项目复制到了整个青海省，2023年一起复制到了整个甘肃省，到甘肃的时候项目已经迭代了。我到甘肃去之后，无论是省级、市级还是区级政府，对我们一个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几乎达到了无条件的信任。
《华夏时报》：让政府这么无条件信任的后面的原动力是什么？
陈行甲：一个是我们的初心纯正，第二是我们的逻辑闭环，再加上我们过去在河源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已经（坦诚地）摆在这个地方了。我们跟甘肃省有儿童白血病治疗能力的5个大医院直接合作，不需要任何一个患儿到我这来报销，直接把钱打到医院先垫付，我直接对接到医院的前端。只要防住了感染，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医保政策，医保目录内的药物基本上可以覆盖，患儿在医保目录外花不了多少钱，他甚至可以刷卡走人。我一个多星期前去甘肃的时候，在省人民医院见到一个患者家属，他非常欣喜地跟我说：“我们的孩子经过这么复杂的移植手术，花了大十几万。最后我去医院结算的时候，惊奇地发现，需要我自己支付的只有6000块钱。”
《华夏时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简直是太好了。
陈行甲：这是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孩子完成这么复杂的移植手术，最后基本上实现了刷卡走人。在我的公益项目里面，我的逻辑里面，给钱是占我工作量最少部分的，只是5%，我95%是做服务的，95%是通过患者服务的网络建设，医生能力的提升，药物政策的完善，我来探路、来试错。
《华夏时报》：公益组织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把一个链条全部介入进去，从头盯到尾吗？
陈行甲：我们就做到了。
《华夏时报》：这么牛？
陈行甲：其实也不是说很牛，但是说实话，我就觉得我们做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是跟政府做融合式互补，我们没有做无用功，跟政府彼此的这种信任，政府对我们的这种指导和扶持，让我把全链条闭环了。
《华夏时报》：现在有一些公益组织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对政府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顾虑，或者说担心觉得政府是不是理解他这么做的目的和意义。
陈行甲：这一点可能就是我过去的工作经历，让我知道政府要什么。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它是修干道的，那我们就不要再躺在干道上面去晒情怀，去晒自己的存在感了，这是效率很低的事情。在这些连接千家万户的“神经末梢”、这样的小路，公益慈善组织去做融合式互补，效率就会很高。
公益并非“施与受” 筹钱本质是“筹心”
《华夏时报》：到现在为止，什么事让您还纠结着难受着，甚至还在痛苦着？
陈行甲：我们已经救治了400多个患儿了，现在综合的救治成功率已经到了85%，达到很高的一个比例了。但因为毕竟是重症，所以还是会看到不少的患儿离开，这个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孩子生命才刚刚开始，他们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凋零，就是这个事情，有时候还会难受，甚至会痛苦，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其实只有这一个点，但这个点这也是我们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修行。
现在按照中国癌症协会的登记数据，每年我们中国大概有420万人要新患癌症，其中1%是儿童，就4万个孩子要患癌症。虽然孩子的救治成功率很高，但每年还是会有1万多孩子离开人世。加上其他重症，加上意外伤害等，每年中国有9万个孩子和家庭有这个需求。我们在甘肃刚开的一个头就是儿童安宁疗护的拾光小屋，我们以小屋为起点，希望在甘肃将来探索建设一个体系，大概以200公里为半径，每一个走到这个阶段的孩子和家庭，都能够找到一张能够安放他们的病床。
《华夏时报》：即便是归宿也是美好的。
陈行甲：对，这就是我们公益慈善的价值所在和意义所在。在社会关注的盲点处，有这么一群弱势者或其实是极端弱势者，他们的需求应被看到、被服务到，我觉得对极端弱势者的兜底和帮助的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高度，不是富人有多富，而是穷人有多少尊严，这是这个社会文明的高度。
《华夏时报》：这几年虽说公益人很努力，但也有一些组织“爆雷”，出现一些问题。这种情况下，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成见颇深，我们的月捐也罢，还有公益资金的捐赠量肯定会受到影响。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扭转这种现状？
陈行甲：就做公益慈善来说，最笨的路可能是最近的路，这中间其实没什么讨巧的事可以做，你要一个患儿一个患儿的服务，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服务，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做，路一步一步去走。所以我说，最笨的路是最近的路，不要想着去讨巧，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项目。
《华夏时报》：行甲老师还是非常的善良，不太忍心批评公益同行，因为觉得大家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有不少的公益人自己头顶的这种道德光环还是没有摘掉，道德标签还是贴得很牢的，想当然地认为我做公益我就比很多人高尚，你就应该理解我，我做的都是为你好，所以我提出什么要求、有什么问题，你就应该理解接受和无条件地接纳，您觉得是这样吗？
陈行甲：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做公益慈善的人确实都要有觉察，要有自觉，一定不要把自己往道德高地上面去搁，道德高地上寸草不生。如果觉得我做公益，我天生就是道德高尚，我就是一个纯粹的人，我就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切忌自己内心有这么一个自我期许。因为任何时候当你带着“道德”两个字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内心都会不平等。所以我们恒晖公益基金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我们不说“救助对象”，说“服务对象”，感谢你们接受我来为你们服务，感谢在你们生命中很难的这段时光里，接受我们的陪伴，跟我们分享你们生命中最真的体会。
《华夏时报》：从做公益的第一天到现在7年半的时间，你从来没有闪过一念，哪怕是一念“施与受”的关系吗？
陈行甲：我要反思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我就这么说——当我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逆转作用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喜悦的。
《华夏时报》：我理解您的意思，喜悦其实真的是内心升腾出来的一种情感，它不是自负，不是骄矜，不是自大。
陈行甲：我的《别离歌》这本书中间第二章，“活着的菩萨小莹”那就是极致的案例，就说她遭难遭到那种极致的程度，是很罕见的。医生都说这是人间奇迹，她最终还是活过来了，在这个中间，我觉得我们还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接到小莹一起来看我的时候，我真的是热泪盈眶。你知道吗？我们对小萤来说，要用一个合适的词就是“感激”，我发自内心地感激她，感激她赋予我生命的能量。
《华夏时报》：也让你的生命圆满了。
陈行甲：You raise me up，就是你鼓舞了我。你看我陪伴她走过这生命中的黑暗隧道，而且那么长，她坚持到了最后，坚持到亮光出现，我们一起走出来了。所以跟她见面、拥抱她的时候，我们几个人热泪盈眶，就是因为我们见到过她当时有多难。
《华夏时报》：跟您聊到现在，您已经先后热泪盈眶过两次了，我不知道镜头是不是已经捕捉到您此刻的泪水。我觉得可能女性更感性更柔弱一些，更喜欢流眼泪。中国人又讲“男儿有泪不轻弹”，您为什么这么容易动感情，容易流泪。
陈行甲：你可以理解这是喜悦，我并不是难受。刚才讲小莹我就很高兴，人高兴的时候会流眼泪的，就是那种极致的喜悦。
《华夏时报》：所以您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陈行甲：可以这么说。
《华夏时报》：感性，可能在政府部门工作，尤其是一把手，有的时候不是个好事，因为有时候做政府工作，它理性还是要求更强一些。您刚才也提到了跟政府的这种融合，跟整个社会各界的这种联通。所以我在想，可能您之所以这么自信满满地去打造一个又一个的社会试验田，而且逐渐向好发展的前提是您拿到了钱，所以筹款对您来说不是个难题吗？
陈行甲：我这么跟您说，我的公益基金会里面没有一个部门叫“筹款部”，我的基金会只有三个部门，就是项目部、财务部和综合部。我为什么不单独设“筹资”这个部门？其实我在心理上是过了这个关的。最开始我也焦虑过，没有钱我怎么做公益？也是到处去筹钱，到处去参加会议，去演说去推荐。我的爱人还是有些大智慧的，大概是5年前，她跟我深谈过一次。她说，“行甲，你要想清楚你到底为什么要到公益慈善领域来？你如果不是为名来的话，你就要怀着一颗很平静的心，很虔诚的心去做，你不要那种上赶着挖空心思去找钱，很难，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等着钱来找你。如果你的服务对象都说你好，你参与的志愿者都说你好，给你捐赠过的企业和人都认为你好，这些事业就会慢慢做大，关键问题是急不得。”
优质公益须对标道德绑架生恶果
《华夏时报》：您认为一个好的现代的公益组织应该具备哪几个特质，这个特质怎样通过实操体现和表达出来，让公众看到？
陈行甲：好的公益慈善组织，首先应该是初心纯正的；团队是年轻的——我没有歧视老人的意思，一代人终将老去，可总有人正年轻，这个世界是年轻人的，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项目一定是过得硬的——设计科学、执行到位，管理规范、财务透明、第三方评估。我的愿景就是做专业纯粹的公益，推动提升公益慈善在社会治理体系中间的价值。我的使命是什么呢？通过创新的公益实践探索，为脆弱群体建立社会支持性，这是使命。我的价值观就是坦诚、谦和，严谨，为了爱而工作。
《华夏时报》：您觉得公益行业卷不卷？
陈行甲：卷吗？我好像不觉得。
《华夏时报》：因为您在山头，所以感觉不出来？（笑）
陈行甲：哎，那不是的。（笑）我倒真没有觉得卷。这个社会的确是卷得厉害，但我觉得，公益行业因为我们天然的特性决定了它不那么卷，因为我们公益行业里边几乎没有竞争，只有合作。
《华夏时报》：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公益媒体人，我看到的合作或者说成熟的美好的合作，其实还是少数，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感觉。我反倒觉得这种同质化项目的互相排斥，或者说这种各自为战的情况反而比较普遍。所以不知道您是从什么角度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的。
陈行甲：比方说我的联爱工程，我觉得我最近联合了好多爱的力量。
《华夏时报》：因为陈行甲只有一个，您有联合能力，但是其他组织未必有这样的能力资源和调动手段，和打动对方的一些基本特质。
陈行甲：那我们就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上来，就是公益慈善组织和我们的从业人员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您刚才强调一点，连接能力，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
《华夏时报》：公益人尤其应该具备这个能力。
陈行甲：尤其应该，对。
《华夏时报》：您因为公益行业的公益组织领头人这么一个角色，会接触到大量的商业企业，您觉得他们这个人群当下的公益观和慈善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陈行甲：确实这些年我还是接触了不少的企业家朋友，总体上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里面，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性关怀的这种情怀的企业家其实不少，这是我的第一个观察。
第二个观察，企业家们好像普遍对我们的公益慈善行业还是缺乏了解和信任。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行业不时曝出的这种极端的事情，非常挑战公众的信任。隔一阵出来一个，就会一竹竿扫到一船人，就好比一人害病，整个行业吃药，社会信任的建立很难，反而有时候坍塌很容易。所以，我们公益慈善人应该具备“谦卑”这样的底层思维，你的身段下来了，你的眼光就会平视，平视你的服务对象，平视你的捐赠人，平视你的志愿者。我们公益慈善人是要学习和成长的，不要一味抱怨，觉得我做的都是好事，你们干吗不支持？这就是道德“绑架”。
《华夏时报》：可能企业家群体，包括一些慈善财富人群，对这样的一种感觉反而是排斥和反感。
陈行甲：是的，他是反感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不少的企业家，他们要么自己成立基金会，要么就是自己实打实地去做，他也不愿意捐到某基金会去做，因为他的心理感受不好。
《华夏时报》：当下社会公众也有一种其实是站在外围看公益一个不太准确的认知，就觉得公益是零成本的，公益人就应该吃得差一点，穿得差一点，甚至清贫一点，你才对得起我们捐给你的钱。您公益也不少年头了，请您给公众一个理由——公益人在做什么，这个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陈行甲：这就回到你刚才提过的问题，公益是一个行业吗？为什么现在大家还会提这个（公益零成本）问题？所以说公益必须要成为一个行业，成为一个在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举足轻重的行业，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理由，行业就要有从业者，我不是兼职的，我不是为了道德情怀来做一点补充，仓廪实知礼节。公益慈善是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间重要的一环，它的救助功能是有限的，但它的连接功能是很大的，它社会向善、向上的倡导功能是无限的。
公益慈善不能拿道德来绑架社会，但社会也不要拿道德来绑架从事公益慈善的人。你是做公益慈善的，你就应该清贫，你就应该衣衫褴褛，你就应该以乞讨的状态，一无所有，一无所求你才配做公益，这是什么道理？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公益慈善行业的从业人员是应该拿工资的，要有一个能养活他的收入，这个行业才成立，才会有人进来。
我不光是公益的行者，也是公益的学者，我也做些中外的比较研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公益慈善作用发挥得非常好的国家和地区，它的公益慈善行业和从业人员，在社会上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绝对可以保证他们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华夏时报》：有网友说：“公众人物都是有人设的”。您觉得自己有人设吗？
陈行甲：我没有想这个事情，我没有刻意去立自己的人设，其实我见过“立人设”是怎样的。比方说，他是一个明星，我们两个正在说话，聊得好好的，突然旁边就有粉丝找他合影，他马上——他脚是这么站立，面容要保持不笑，他的主打风格就是不笑。我的天，就是这样，就是上一秒钟还在跟我们很自然地聊天，怎么突然就这样了。我真还没有刻意立人设。
《华夏时报》：我特担心您太火了，火得万一有一天一点小事就引发了超级“爆炸”，万一您“人设”崩塌了怎么办？（笑）
陈行甲：我又不是没有被骂过，我还被持续网暴了一个多月。
《华夏时报》：当时您心理状态怎么样？
陈行甲：我说“心如止水”，好像又有点夸张，
《华夏时报》：对，太假了。
陈行甲：但是就真的没当个事儿。
《华夏时报》：是因为您觉得他们说的那些事情其实对您来说不是真实存在的？
陈行甲：就是很好笑，我就觉得说你自己相信吗？我就觉得真的是郭德纲说的那句话：“冤枉你的人，比你自己更加知道你多么冤枉”。（笑）所以我不怕，我真不怕。我的视频号昨天晚上发了一个视频，今天一早我看到就有500万人看。
《华夏时报》：我们作为媒体人对您的流量真是“羡慕嫉妒恨”，您背后没请什么团队运作？
陈行甲：没有。一晚上一个视频500万的流量，是我15分钟自己剪出来的。我发视频就是这样，随时随地记录我的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要言。我不刻意去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设。有这么多人喜欢我，这是一种力量，我觉得他们可能喜欢的不是我，而是我从事的这个行业。
《华夏时报》：您想这样一直开心地做公益到老吗？
陈行甲：我就是这么想的，直到有一天我做不动为止，我就想余生都这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