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强国建设需要让我国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其中，内外贸一体化被视为对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过程中非常具有操作性的做法。从现实情况看，内外贸一体化推进仍需直面政府管理制度需优化、内外贸标准认证不够衔接、内外贸经营方式差异较大等问题。

　　因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在“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中，首先强调要“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从体制改革层面要求宏观政策与贸易政策形成合力，加快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贸易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

　　从“大进大出”到贸易强国

　　今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规模屡创历史同期新高，是经济增长亮点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连续3年保持这一地位。2017年，中国进出口占全球份额的11.5%，货物贸易重回全球第一，之后，中国连续7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增长以及要素禀赋的变化，在新发展格局中谋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决策层主动求变的“先手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孟丽君合作的论文《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这事实上符合大国发展的一般规律。

　　应当注意的是，不论政府高层还是学界研究者，谈及“双循环”时都始终强调其开放性。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此前在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就明确，《决定》就对外开放作了专门部署，释放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通过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形成统一大市场，是我国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前提。而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机制，把基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就需要推进内外贸一体化。

　　内外贸一体化道阻且长

　　2003年商务部组建后，我国内外贸一体化加速发展。去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今年各地也相继出台具体的落实举措。不过，从微观感受看，加快内外贸一体化仍有长路要走。

　　姚飞在广东佛山从事残疾人、老年人辅助器具的生产制造工作，他的工厂95%以上的产品都用于出口，客户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和中东地区。

　　“我们这个行业以前是国外市场更广阔一点，但从未来5至10年，甚至是10至20年长周期来看，肯定是国内市场发展会好一点。”姚飞告诉记者，他近期正在研究拓展国内市场的生意，国内终端用户的使用习惯、不同客户的收付款周期等，都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对接国外的客户，收款要方便一点。”姚飞坦言，除非是对接一些大型知名企业，要求3至4个月账期，其他企业大多是先付30%定金，国内工厂收款后开始生产，生产完成后请第三方验货，验货合格后、产品装柜运输前，这些客户就会支付尾款。如此一来，工厂生产的资金压力也会更小。对比之下，国内客户不论大小，普遍账期都是3个月，如果是政府采购，收款期限还可能延长至半年到一年。此外，国内订单的库存压力也更大。

　　姚飞所遇到的问题，是当前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过程中的困难切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姜照、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董超在《高质量视域下推进我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研究》中指出，我国内外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仍存在内外贸政府管理制度需优化、内外贸标准认证不够衔接、内外贸经营方式差异较大、内外贸法律环境不够协调、内外贸市场分割等问题。

　　其中，在管理制度上，各部门信息共享不畅通导致企业重复填报各类表单、增加企业负担，政策优惠存在“重外轻内”倾向，内贸领域中的重点领域法律法规缺失、与国外衔接不足、规则“碎片化”等，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强化政策协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江小涓日前指出，《决定》提到的“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是一个新的提法。她认为，这一改革既依托于宏观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也依托于数字技术的进步。“内外贸一体化其实是操作性非常强的做法。”江小涓称。

　　崔凡告诉记者，贸易强国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各部门的政策需要有系统性、协同性，才能真正形成合力。贸易强国建设需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崔凡指出，为了实现这种转型升级，首先要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打通内循环的堵点，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和创新密集型产业优势；然后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使得基于庞大国内市场形成的优势能够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

　　崔凡表示，基于统一庞大的国内市场，我国规模经济型产业将日益具有比较优势。规模经济性产业往往是研发投入高、网络效应强、学习效应强的产业，因此往往也是创新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的发展也是我国在对外贸易中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此外，数字技术的运用同样被视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的关键。江小涓、孟丽君指出，2010年以来，虽然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在调整和部分回缩，但数字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继续扩展和深化，并从产业链迅速向创新链扩展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我国扩大开放，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更具体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李銮淏在《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和战略思路》一文中指出，要在把握数字贸易领域理论前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数字贸易领域顶层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落实贯彻的精准度，加快推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云洽谈、数字会展等高效益和可持续的国际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变革，提升不同的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产出效益，赋能我国在全球利益分配和价值链分工格局中地位的重塑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