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要求“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重点之一，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需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3万亿元，是2012年的3.2倍；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4%；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居世界第一。与之相伴，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科技计划持续优化，成果转化稳步推进，人才活力加速释放，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参照“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模式统筹研发资源，以动态追赶的发展思路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以压强式研发投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新形势下，应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同时，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政府基金、耐心资本等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此外，还有必要建立完善与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相关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依托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创新基地培养发现人才，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重点之二，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2023年，中国建成62家“灯塔工厂”（代表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占全球“灯塔工厂”总数的40%；培育421家国家级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62.2%、79.6%。同时，5G应用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71个，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个，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9600万台（套）。
下一步，要强化数智赋能，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强上下游产业链之间更高层次、更低成本、更便捷的对接，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估计超过1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10%左右。截至2023年5月，国内发布79个10亿级参数规模以上的基础大模型。据估计，中国2024年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388.9亿美元，并在2024年至2030年以17.95%的复合年增长率高速增长。在数字产业中，数据要素充分发挥媒介和载体作用，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
下一步，要加快数字产业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布局高能效存算芯片、硅基光电融合芯片、高速光通信芯片等未来芯片以及Web3.0未来互联网技术，6G通信技术，元宇宙虚实交互赛道，通用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完善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
此外，还有必要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服务业渗透于各行各业，是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服务业年均增长7.4%，分别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0.8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吸纳就业人员占比达48%，实际使用外资占比达78.9%。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核算，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
重点之三，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一是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实现产学研正反馈循环。
作为“工程机械之王”的盾构机，包含零部件1万多个，涉及上下游上千家企业。正是基于这样的“建链成群”模式，中国盾构机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中铁装备盾构机订单总数超过1600台，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同样需要上下游的协同配合。在研发端，要系统推进全链条技术攻关，发挥好大型龙头企业在项目牵头、标准体系、风险管控等方面的作用，推动从“产”到“研”的试错与反馈。在应用端，要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激发从“研”到“产”的降本增效作用。在理念上，还要变“物美价廉”为“物美价优”，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保证产业链各参与方的合理利润率，进而反哺研发投入与消费增长。
二是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随着数智化技术的深入演进，全球产业分工呈现出离岸化、链条化的特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下，产业梯度有序转移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挥本地产业基础和禀赋优势，做大做强产业链生态，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形势下，可在中西部和东部开展政策试点，推动主要经济指标按照约定比例进行核算，完善产业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完善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从“帮扶式”的授人以鱼向“产业链”的授人以渔转变。
三是发挥中西部的要素和禀赋优势，构筑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
中西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较低，背靠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优势，为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提供了广泛的应用场景和相对理想的试错空间。
下一步，要以中央财政为抓手，通过产业投资基金、财税支持等多重措施，基于中西部本地优势产业以及东部产业链辐射优势，构筑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
此外，还有必要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要加强与完善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建设，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在交通领域，着力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优化公路收费政策，以进一步降低要素壁垒、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