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可见，数字金融在国家最高战略层面再次被赋予重要地位，进入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落地实施的关键阶段。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驱动的数字金融，可以增强货币政策传导精准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以2004年支付宝上线为始，我国采取了多项有力举措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目前已形成产品服务较为完备且融合互嵌程度不断加深、规模持续扩大的多层次、立体化数字金融新生态。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金融市场规模达41.7万亿元，占全球数字金融市场规模的15.6%，位列全球第一位。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缓解，以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为主要考量的金融助力实体经济质效不断增强。

　　但从客观上看，我国数字金融发展仍存在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布局与发展不平衡、数字要素治理与监管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待优化空间。未来，应牢牢抓住数字金融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质效提升的“牛鼻子”，加强新技术创新驱动下的金融与实体产业、社会生活有机融合，以积极顺应、加入、引领全球数字化浪潮为态度，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根基，以数据资产治理为抓手，以场景化为手段，以完善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为支撑，锚定数字化，探索金融“新打法”。

　　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要素价值挖掘。推动信息网络、大数据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5G通信技术、云计算技术建设，为数字金融深化提供支撑。同时，健全数字要素收集、共享、处理及安全保障等机制，在统筹规范各类数字身份生成运行规则和技术规范的基础上，规范数据收集、流通、共享、使用体系，加强数据与个人隐私保护。此外，还要加快推动数据资产入表，完善金融数据确权、估值、计价等标准，并对金融机构给予适当政策支持，鼓励其进行数据资产相关金融业务创新。

　　丰富金融服务供给，提升数字金融普惠力度。在充分进行信用分析和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引导金融机构实施分类定制、精准投放模式。如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信用评价、市场定价、风险控制模型；针对农村地区经济实体和居民特性，提供适农性更高、专属性更强的金融产品。同时，统筹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更多金融机构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模型应用重点由内部业务转向面向多行业、交叉场景的金融服务，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优化金融交易程序，提升数字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和可得性。

　　以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场景拓展为抓手，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推动数字金融的全球协同发展。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并借此持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并通过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等的交易往来，统筹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与人民币国际化协同发展，夯实人民币国际化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机制改革，畅通跨境转换通道，扩大交易产品范围，重点是促进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投资结算和储备结算方面的渗透并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不断丰富监管框架，加强数字金融整体审慎监管。构建市场、数字平台、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等多部门协同的监管机制，从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全流程出发，完善监管链条，加强“穿透式”监管。刚性要求金融机构不断完善数据安全管理架构，提高内部合规要求，调增风险准备比例。针对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应以引导为主，通过建立分级牌照体系，实施一致性与差异化相结合的监管方式，规范经营主体行为，并加强对其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的引导和监督。建立全国性的金融监管平台，进行智能化数据集成与交叉分析，设立风险早期预警防范机制，同步加强事后监管，提高风险补偿要求，并对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查处。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