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资管首席投资官徐志敏

　　观点摘要：

　　“在上一轮核心资产的牛市中，机构投资者创造了历史上最突出的阿尔法。而过去三年，核心资产回归，机构投资者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业绩，我说的业绩是相对基准，机构投资者整体连续三年输给基准，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机构连续两年输给基准的时候都很少，所以，现在机构投资者的形象不太好，这是前面的镜像。彼时或许被高估了，现在大概率被低估了。”

　　“我严重反对成功学，也从不看成功学，因为大量的成功归因都是后验偏误。每个人都希望把他的成功归因于自己，不是故意要欺骗，只是人性使然。我觉得，在投资这个行业，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若能比较清醒地认识自己，就可能超越80%的同行。”

　　“要避免受迫交易，要努力做受迫交易的对手。在市场亢奋时，不要强化乐观情绪，在市场底部非常悲观时，也不要放大悲观情绪。事实上，在市场底部非常悲观的人，也留下了未来受迫交易的种子，因为一旦市场上涨，他将不得不买入。”

　　“克服人性弱点这个标准太高了，我们在研究时强调高标准，但在面对人性时则比较务实。巴菲特那句名言，要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固然是真理，但对绝大多数人没什么用，因为根本做不到。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够减少人性的伤害就可以了，简单一点，就是在市场亢奋时不要强化乐观倾向，在市场悲观时则稍稍多点勇气，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

正文

　　“投资结果既来自能力也来自运气，如果有模糊之处，不能有效区分运气和能力，那就都归因于运气，这是职业投资人很重要的素养。说得极端一点，倒叙成功是近乎无耻的行为。”中泰资管首席投资官徐志敏如是说。

　　徐志敏有18年证券从业经验，他于2006年获复旦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后即加盟国泰君安衍生品部，后因对商业研究更感兴趣，于2009年从量化转到基本面研究，2011年升任投资经理助理，2012年开始独立管理产品。2014年，徐志敏加盟齐鲁资管（现中泰资管）。在近13年投资生涯中，徐志敏的中长期业绩颇为优秀，并多次获奖，目前管理规模为150亿，其代表作自2015年1月成立以来的所有年份均跑赢沪深300，回撤控制也优于主流指数。

　　徐志敏热爱阅读，善于思考，对哲学、数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书籍都有涉猎，在中泰资管为其汇编的投资笔记《徐徐图之》中，记录了他对投资的思考以及他的投资原则。

　　在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日前的专访中，他表示：从过往的经验看，广泛的悲观看法是职业投资人的定心丸，当各种近期的、远期的、现实性的、或然性的悲观因素都出现的时候，应该积极一些，投资是一系列取舍的结果，站在当下，他很愿意抬升风险承担意愿，以自下而上的筛选，构建一个高品质的组合，而不愿意让现金过夜。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严重反对成功学，也从不看成功学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你的早期经历，什么时候开始做投资？

　　徐志敏：2005年我读硕时到国泰君安实习，2006年加入国泰君安。我是应用数学硕士，入行是从做量化开始，在衍生产品部干了三年量化；后来衍生产品部跟资管部合并，我对商业更感兴趣，遂于2009年转做基本面研究。一开始负责研究电气设备，上手比较快（运气比较好），得到了领导的认可，2011年升为投资经理助理，2012年开始独立管钱。

　　很幸运，早期业绩还不错，第一个三年还获了奖。回头看，那时的业绩未必经得起推敲，因为挣到的钱其实还没有那么明白，只能说是自己的不足在当时还没有暴露。

　　券商中国记者：你当时挣的什么钱？

　　徐志敏：2012年是一轮熊市，但券商创新业务兴起，我们领导比较敏锐，积极践行，我当时在券商股上挣了不少钱，但理解并不深入。回头看，这是挣了一波贝塔的钱，但贝塔终究会回归，阿尔法才是可以积累的，持续积累的阿尔法才能转化为有效的回报（可以落袋的回报）。另外，因为研究有一些心得，我在输变电设备中找到了很好的标的，也挣了不少钱。总体上，我觉得自己早年的业绩更多来自运气。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区分运气和能力？

　　徐志敏：投资成功既来自能力也来自运气，这在短期很难分得清，对职业投资人来说，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不太能有效区分运气和能力的模糊因素都归因于运气。从利弊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对自己更有利，这也是职业投资人很重要的素养，说得极端一点，倒叙成功是近乎无耻的行为。我严重反对成功学，也从不看成功学，因为大量的成功归因都是后验偏误。每个人都希望把他的成功归因于自己，不是故意要欺骗，只是人性使然。我觉得，在投资这个行业，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若能比较清醒地认识自己，就可能超越80%的同行。

　　券商中国记者：你比较理性，是否跟学数学出身有关？

　　徐志敏：数理背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对一些在逻辑上不是特别牢靠的结论，天然会有本能的警惕。

“要避免受迫交易，要努力做受迫交易的对手”

　　券商中国记者：2014年你到了齐鲁资管（现中泰资管）。

　　徐志敏：我们当时有十几个同事一起过来，抱着创业的心态，基本算是从零开始。2014年11月我接手了第一只产品，当时净值不到5毛，规模也很小。2015年1月13日，公司为我发行了一只新产品。

　　券商中国记者：2015年市场经历了暴涨暴跌，你当时怎么样？

　　徐志敏：我享受了短暂的牛市时光，到2015年二季度，市场越来越狂热，但我很迷茫。我走访了很多企业，对当时热门的互联网+、并购等题材充满了怀疑，我们不介意自己的组合成为热点，但不会因为热点就去投资，4月底我开始减仓。

　　虽然牛市减仓很痛苦，但我还是坚持降低了仓位，6月份股灾发生时，我只有两成多仓位，另加了两成股指期货空头，有效地应对了第一轮股灾。不过第二轮股灾很快到来，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券商中国记者：你受到什么冲击？

　　徐志敏：第一轮股灾下来后，我认为跌得差不多了，就加到了差不多六成仓位，同时去掉了股指期货空头，市场反弹上去后稍稍加了一点点股指期货空头。二次股灾很快到来，我也一样受创，最糟糕的是，我在二次股灾的底部砍掉了绝大部分仓位。那是一轮让我印象深刻的熊市体验。

　　后来，经过反思，我们提出，要避免受迫交易，要努力做受迫交易的对手。在市场亢奋时，不要强化乐观情绪，在市场底部非常悲观时，也不要放大悲观情绪。事实上，在市场底部非常悲观的人，也留下了未来受迫交易的种子，因为一旦市场上涨，他将不得不买入。

　　券商中国记者：你为什么会在底部减仓？

　　徐志敏：我当时耐受力比较差，普通投资者犯的错误我们都犯过。现在心态好一些，或者说，更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这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老是把自己放在上面，总要端着，往往会摔得比较惨。

　　要深刻理解并接受，我们只是普通人，能决定的其实非常有限，要接受结果的不如意，把自己能做的竭尽全力做好，其它的只能交给市场。

　　券商中国记者：当时会比较痛苦吧？

　　徐志敏：底部砍仓后，被迫在高一些的位置加仓，当时很痛苦，一度失眠，没办法，有一些成长必须要经历，别人替代不了。

对未知的事物要区分问题和谜

　　券商中国记者：2016年初又遭遇熔断，你怎么样？

　　徐志敏：2016年2月熔断时市场非常悲观，但我没那么悲观，我在底部加到几乎满仓。

　　券商中国记者：你为什么不悲观？

　　徐志敏：我当时未必看得很清楚，只是做自己能把握的事，就是去看企业，只要算算账，就会发现很多龙头企业的确很有价值，关键是很便宜，我加仓了一些医药和消费品牌的龙头公司。

　　市场表现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有一些因素，大家都似懂非懂，比如2015年8月有一轮汇改，对市场的影响大家普遍都不懂，我自己不懂，也不认为别人懂。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说：对未知的事物分为“问题”和“谜”，当我们面对问题时，我们可能不知道它的解法，但我们有思路，有不断增加的知识和对我们所寻求内容的大致想法。而当我们面对谜时，我们只能干瞪眼，心怀惊叹和迷惑，甚至还不知道它的解释看上去该是什么样。我们要学会区分问题和谜，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影响市场的很多因素都不是问题，而是谜，不值得花很大精力去研究。当然随着认识和阅历的积累，部分“谜”可以升级为“问题”。

　　券商中国记者：2018年多种利空因素交织共振，市场走熊，对你是否有较大影响？

　　徐志敏：2018年我全年都维持了较高的仓位，因为没有觉得是一个高估的市场。至于中美贸易摩擦，我还是相信彼此共同利益才是泄压阀，还是应该回归常识。

　　券商中国记者：常识是什么？

　　徐志敏：如果市场显著的泡沫化，应该减仓，反过来，如果市场显著被低估，应该加仓。2018年市场没有显著的泡沫化，我们也没有减仓，回头看，这个判断是对的。

　　当然，2018年的下跌幅度不小，我的净值也出现了超过10个百分点的回撤。谁都想做得更好，谁都想踏准每个节奏，但是不可能，有些东西是你必须接受的。在择时上我们不追求很高的颗粒度，因为很难实现，而显著的高估和显著的低估是可以判断的，我们只在这种时候做择时。

　　券商中国记者：2017—2021年春节，经历了一轮核心资产的大牛市，你当时是否参与？

　　徐志敏：因为我在2016年加仓了消费品、医药等行业，享受了一点核心资产的牛市，但较早就卖了，所以那几年的表现并不算出彩。总体上，我们没有踩准A股核心资产的大牛市，我们也判断不了。不过，我没有躲过港股的核心资产的下跌，我在2020年加仓了一家港股互联网股，后来一度比较受伤。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你2020年投资的这家互联网公司。

　　徐志敏：2019年我们公司的港股通开通，我兴冲冲地买了这家公司，其实当时对互联网公司的认知还比较肤浅。后来政府对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公司股价调整了十几个点，我们喜欢在负面冲击时买入，就又加了一些仓，结果发现远远没有跌够，在过去三年的熊市中，港股互联网股大幅下跌，因为仓位买得比较重，这家公司一度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亏钱最多的公司。

　　现在回头看，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投资，这还是一家好公司，它虽然失去了流量的独占性，但没有失去社交流量的垄断地位。我当年的判断是，平台反垄断会约束垄断行为，但不太会改变垄断地位。这个判断现在看来也没错，以电商为例，电商的格局恶化不是反垄断带来的，而是市场行为导致的。

　　券商中国记者：在当年核心资产的牛市中，机构获得了亮眼的超额收益，近年来又走到了另一面，对此，你怎么看？

　　徐志敏：在上一轮核心资产的牛市中，机构投资者创造了历史上最突出的阿尔法。而过去三年，核心资产回归，机构投资者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业绩，我说的业绩是相对基准，机构投资者整体连续三年输给基准，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机构连续两年输给基准的时候都很少，所以，现在机构投资者的形象不太好，这是前面的镜像。彼时或许被高估了，现在大概率被低估了。

最喜欢供给受约束的生意

　　券商中国记者：2021年初在核心资产高位时你有没有减仓？

　　徐志敏：2021年初我减了一点点仓，没减多少市场就跌了下来，是一个尖顶结构。我们判断市场整体不算贵，我们在核心资产上也没有明显暴露，后来就没减仓。这一轮熊市我整体是在高仓位中度过。

　　券商中国记者：你虽然仓位比较高，但在近三年的熊市中获得了良好的业绩，如果做业绩归因，你的超额收益主要来自哪里？

　　徐志敏：我的超额收益主要来自选股。我们一以贯之的做法，是纯粹的自下而上，努力筛选比较各个细分行业的龙头，不追逐热点。这样，首先我们总体上没出太大的纰漏和差错；其次，我们有一些比较出彩的标的，在这一轮熊市中创造了不菲的价值和回报。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一个你在熊市中赚钱的案例。

　　徐志敏：我们在2021年开始投资一家油气开采公司，主流看法认为，投资这类资产首先要判断油价，它的价值的确依赖于油价，但这个油价指的是长期，而不是当下的涨跌。我们测算过，只要油价有70美元，这家公司差不多就有900亿元盈利，当时公司市值3000亿，我的看法是，只要油价长期不低于60美元，就可以买。还是回到乔姆斯基那句话，有一些是问题，有一些是谜，油价的短期走势是谜，换一个角度，油价会不会长期低于60美元？这就是可以试图解答的问题。

　　当时，双碳背景是影响油气资产的重要的负面因素，但我认为，双碳给我们带来了十年来最好的油气资产投资机会，这是很反直觉的。首先，碳达峰、碳中和是远期目标，大家把远期的悲观贴现，有效约束了综合油企的投资行为和资本开支。其次，虽然我国的电动车渗透率很高，但这是流量，不是存量，路上跑的大部分仍是油车；另外，有一半石油不是以燃料形式消费的。需求还在，供给又被有效地约束住了，就是非常好的投资条件。第三，现在的油价不像过去那么大起大落，把原油供给方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非欧佩克，没有多余产能，资本开支比较谨慎，一部分是欧佩克，有多余产能，但是对油价有明显诉求，近年来欧佩克对油价的控制力提升，对油气资产是不错的投资机会。而且历史上每一轮高油价都伴随着巨额资本开支，继而伴随着巨量供给的释放，对我们投资的标的来说，油价不用太高，在70—90美元波动就挺好。

　　券商中国记者：你对公司有什么要求？

　　徐志敏：我们是以合理的价格，找最高品质的公司，细分行业里最好的公司。如果实在很便宜，价值实现路径很清晰（回购、分红、并购），二流的生意，我们也愿意去投，当然，这只占小部分仓位。

　　券商中国记者：高品质公司有什么特点？

　　徐志敏：我们首先要找有可持续的较高ROE的公司，一个关键词是可持续，很重要的抓手在于公司有足够的壁垒。用一句更白的话来说，我们既关注需求也关注供给，但我们关注的核心焦点在供给，我们最喜欢的生意是供给受约束的生意，供给约束有很多种类型，壁垒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资源禀赋、特许经营都是供给约束。虽然有时候需求固然重要，但需求判断的可靠性不佳，而供给判断的可靠性要好很多，更容易接近真相。

　　精力有限，我们努力聚焦在能通过重要性、可靠性、复利性这三把“筛子”的问题中。研究高品质公司是有积累的，有复利的，在高品质公司上可以反复挣钱，这比把精力用来到处撒网更具复利效应。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一家你投资时间最长的公司。

　　徐志敏：我们从2012年开始投资一家服装辅料公司。拉链是一个不起眼的TO B的生意，TO B生意通常没有品牌，只有少数例外。拉链跟消费者互动频次非常高，在过去这些年，该公司的拉链在国际品牌上取得了突破，虽然一开始只有很小的份额，但非常有价值，因为真正难的是敲门（从0到1），进去后依托良好的品质、快速的响应开始持续扩大份额。近年来，服装产业的特点是快反，对供应链的要求也越来越快，快速响应让该公司持续扩大份额。

抛弃预期超预期、PEG两种分析方法

　　券商中国记者：你的投资理念？

　　徐志敏：投资是一系列取舍的组合，我们要构建并维持一个高品质组合，并持续更新。

　　券商中国记者：你的投资框架如何持续迭代？

　　徐志敏：我的投资框架现在依然在一个完善、进化的过程中，如果要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至少扬弃了一些东西。

　　首先，完全抛弃了市场上最流行的预期超预期的分析方法。在我的投资框架里，一定要减少决策，而预期跟超预期需要经常性去校正，需要反复决策。以刚刚提到的油气公司为例，2021年以来它不止一次低过预期。但一个财季低于预期，不会影响企业价值，还是要聚焦生意本身，而不是看某个季度它是低于预期还是超预期。

　　其次，我们也抛弃了PEG的分析方法，PEG本质上是对短期成长性的一种出价，我们更关注的是成长持续性，对成长速度要求不高。高速成长通常是幻影，容易破灭。

　　券商中国记者：你如何构建组合？

　　徐志敏：投资是一系列取舍的组合，你愿意为持有A资产放弃B资产，这就是取舍，你什么都不做，把钱存在银行，也是一个投资决策。我们要维持一个高品质的组合，然后不断地做比较取舍，既有组合内外的比较，也有组合内部的比较。之所以强调高品质，就是要抬高眼界，避免诱惑，减少犯错误的机会，让你不会为一些蝇头小利，去放弃高品质的公司。

　　至于什么是高品质？很难给出特别清晰的定义，但低品质的公司相对比较容易判断，后者不值得花时间研究。当然认识到低品质本身就需要一定程度的了解。

　　券商中国记者：投资是不是一个概率问题？如何面对市场的随机性？

　　徐志敏：投资确实是一个概率问题，我们无论多努力，结果也有不确定性。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要努力做对的事，剩下的交给市场，我们要接受它。

　　网球运动员费德勒在达特茅斯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给我很大的启示，他的职业生涯有1526场比赛，赢得了20个大满贯，赢了其中80%的比赛，但他在每个球上的胜率只有54%。投资也一样，每周每月去看，你的胜率不太会超过54%，但拉长时间就不一样。我看了一下自己，投错的比例接近一半，只是比较幸运，我们在另外一半上，下手比较重。

　　券商中国记者：投资的世界充满噪音，你如何应对？

　　徐志敏：我们应对的办法是降低决策频率，决策频率越高，信噪比越低，这是信息学。降低决策频率的潜台词，是放弃对拐点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主动承担有价值的风险。作为投资人，压力是不可避免的，不在底部承担持仓的压力，就要在上涨的过程中承担踏空的风险，与其让市场选择承担压力的时机和点位，不如主动选择承担压力的时机和点位。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避免受迫交易，当然，这需要你对投资决策的反馈不能太急切，要有足够的耐心。

　　券商中国记者：如何克服人性弱点？

　　徐志敏：克服人性弱点这个标准太高了，我们在研究时强调高标准，但在面对人性时则比较务实。巴菲特那句名言，“要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固然是真理，但对绝大多数人没什么用，因为根本做不到。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够减少人性的伤害就可以了，简单一点，就是在市场亢奋时不要强化乐观倾向，在市场悲观时则应稍稍多点勇气，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控制回撤？

　　徐志敏：一是通过择时，在市场显著泡沫和显著低估时的择时，来降低组合的波动性。事实上，择时的可靠性边际递减，随着择时的频率越高，信噪比急剧衰减，因而可靠性急剧降低，这是要避免的。所以我们强调做重要的、可靠度高的择时，从业近18年间只需要在2007年四季度和2015年二季度克制欲望即可。

　　二是通过组合的多样性来应对回撤，我们组合的特点呈现为集中和多样性，在个股上比较集中，在行业和回报来源上，则相对多样化。

　　三是持续不断做常态化的、基于风险报酬比的组合再平衡。A股票涨多了，我们会卖一点，转而加仓风险报酬比更好的B股票，虽然只是小小的变动，看上去不起眼，但也有一定的累积效应。如果一年能少赔两个点，长期的复利价值会很惊人。

　　券商中国记者：优秀的职业投资人需要具备什么能力？

　　徐志敏：一要有兴趣，做投资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没有兴趣很难坚持，兴趣才能排除万难；二是诚实，很核心的一条是对自己诚实，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对自己诚实，一只股票买入前后，我们对它的看法是有差异的，这就是不诚实的表现；三是独立，资本市场总是有羊群效应，保持独立性非常重要；四是好奇心，兴趣跟好奇心有一些交集；五是情绪稳定，这是另外一个维度，情绪不稳定很难做好投资。

扬长避短，狠抓深度研究

　　券商中国记者：中泰资管整体业绩长期优良，怎么做到的？

　　徐志敏：一是我们建立了比较包容的投资文化；二是团队价值观比较一致，大家交流比较顺畅，信息耗损比较小。当然，不可避免地也有运气的因素。

　　客观评价，从研究力量来说，我们平台较小，底子比较薄，信息三维度：速度、广度、深度，其中速度和广度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是深度。我们正视现实，自知补短很难，所以尽量扬长避短，狠抓深度研究。

　　券商中国记者：团队管理有什么难点？

　　徐志敏：信息沟通都有耗损，要尽量减少沟通漏斗，担当意识非常重要；糟糕的组织到处充斥着风险偷排，所谓的精致利己，就是风险别人来担，好处自己占，要杜绝这种扭曲风险报酬激励机制的行为。

　　券商中国记者：持有人的收益往往远低于基金净值增长，你对此怎么看？你对持有人有什么建议？

　　徐志敏：第一，投资人是投资环节中最具能动性的一部分，永远要记住，投资者是为投资结果负责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把大脑运行分为系统1、系统2两套系统，系统1是凭直觉行事，速度较快，省力。系统2是反思式的，速度较慢，耗能。在投资中，调动哪个系统，不要从难易程度去区分，而要从重要程度去区分，首先判断是否重要，重要的一定要用系统2，一定要推迟观点的形成，不要轻易下结论。投资无小事，至少要为此付出跟重要性相匹配的努力，一个简化的标准是，你在投资上付出的精力应该不低于买车。

　　第三，大事从怀疑开始，小事从信任开始，不要轻易相信一个基金经理，不要只在一个时点看某个阶段的业绩，要慢慢考察。

　　第四，投资产品不是单点交付的产品，不像买东西，钱货两清。投资是一个过程，下单申购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你有责任每个季度去更新认识，研究基金经理的投资特点、看他言行是否一致，而不是天天去看净值，那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这并不容易，但做好了就会有复利。

　　券商中国记者：你如何解压？

　　徐志敏：爬山和读书，都是蛮有效的解压方式。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或书。

　　徐志敏：我经历的环境简单，接触的人也不多。

　　2010年，我基本面投资的入门师傅，也是我的领导，带我们跟一位优秀的投资人吃过一次饭，当时我听得很认真，但感悟不见得特别深。经历一些事后回头看，才发现这位投资人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对企业文化的理解的确不凡，他讲的敢为天下后、后中争先、做对的事然后把事做对等等对我有很大启发。

　　另一位是我在刚刚担任投资经理时的领导，他的持股集中度比较高，对我影响比较大。我刚开始做投资时是平均分布，后来发现没必要，好不容易找到确定性潜力双优的标的，一定要敢于重仓，过去十年，我的前三大重仓股一般持仓都比较重。

　　其他对我影响较大的有巴菲特、芒格、丹尼尔·卡尼曼、塔勒布等，阅读他们写的东西，对我启发很大，我的一些想法也跟他们不谋而合，有了这些智者的背书，会让我更有信心。

投资是一系列取舍的组合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看中国经济？

　　徐志敏：国人勤劳、好学、追求财富，很多问题只要从科学问题转化为工程问题，通常就极具竞争力。只要我们能有效地激励价值创造，呵护创富热情，抑制风险偷排，就差不了。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是积极、缜密的风险承担者，科技产业发展就是遵循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全社会没有风险承担意愿是不利于创新的。

　　券商中国记者：现在市场比较低迷，对此你怎么看？

　　徐志敏：从过往的经验看，广泛的悲观看法是职业投资人的定心丸，当各种近期的、远期的、现实性的、或然性的悲观因素都贴现的时候，应该积极一些。

　　投资是一系列取舍的组合，对广大投资者来说，取舍范围主要是人民币资产，包括股票、债券、贵金属、定期存款、保险、房地产等，在这个范围内筛选，我的首选是权益资产，但权益资产也是鱼龙混杂，对很多投资人来说，风险依然很大，哪怕股指见底了，也可能赔掉一半。关键是品质不能下沉，要努力寻找各行业的拇指哥，一个行业里如果有好几家公司在伯仲之间，我们是不愿意投的，领先同行的身位，决定了你的价值和利润的丰厚程度。

　　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舍弃我们并不愿卖出的标的以便买入更有吸引力的标的资产。

　　现在，大家的风险承担意愿降到很低，我们很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抬升风险承担意愿，以我们自下而上的筛选，构建一个高品质的组合。

　　券商中国记者：你看好什么行业和领域？

　　徐志敏：我看好的行业比较多，互联网、家电、高端白酒、消费等都比较看好，也看好制造业，只要供给有约束的行业，我都感兴趣。我们关注散落在各个细分行业的拇指哥，跟中证A50里的很多标的重合，所以，我把中证A50称之为是我某种程度上的比较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