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杨弃非
演唱会正在成为城市的“现金牛”。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大型演出市场今年上半年爆发式增长,演唱会、音乐节票房收入同比增长134.73%,观演人数同比增长63.35%。其中5000人以上大型演唱会对市场增长的贡献率最高。
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城,上海是备受青睐的“演唱会之城”。有行业研究机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演唱会市场演出供给持续走高,共演出1182场。其中上海演唱会场次高达147场,堪称断层式领先。而今年全年,上海演唱会或将超过2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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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道略音乐产业研究院《2024上半年中国演唱会报告》
尽管如此,以“亚洲演艺之都”为目标的上海,仍在思考能否再进一步。
不久前,上海市政府参事李安、顾洪辉等人撰文指出,近年来,“上海虽然举办了不少大型商演活动,但缺乏重量级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或者真正对年轻人有号召力的演艺明星”。
文中还提及当前全球最受欢迎的泰勒·斯威夫特(中国粉丝称她为“霉霉”)“时代巡演”(The Eras Tour),并建议上海结合自身特色优势,对标国际顶级商演,为国际国内游客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演艺产品。
“霉霉”时代巡演自2023年3月开启以来,迄今已带动消费超50亿美元,俨然成为“行走的 GDP”,由此衍生的“霉霉经济学”“霉霉争夺战”也被广泛关注和讨论。
那么,上海是否需要“霉霉”?
新加坡何以“上位”
在讨论上海之前,我们不妨先回到上一轮“霉霉争夺战”的核心城市,新加坡。
今年3月,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连开6场的“时代巡演”宣告结束,前后共计30万人的狂欢也暂告一段落,但有关新加坡版“霉霉经济学”的观察仍在持续。
先是最基础的票房和旅游收入。
有当地媒体报道,演唱会期间,从泰国曼谷、菲律宾马尼拉等地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价格同比上涨20%以上,住宿设施需求也增加30%;野村证券估算,占比高达40%的外国粉丝为新加坡带来的旅游收入将达到4.32亿美元,为新加坡一季度GDP增长贡献约0.25个百分点。
有关演唱会的“溢出效应”也进入大众视线:小到作为演唱会赞助商之一,新加坡大华银行获权预售门票,整个东南亚信用卡申请量激增;大到有人认为,由于此次东南亚仅新加坡入围并获成功,很有可能带动其他艺人效仿,将新加坡作为亚洲巡演地。
一波波实打实的红利,难免引得周遭邻居“眼红”。
最“意难平”的城市非曼谷莫属。2014年,霉霉就曾计划在曼谷举办演唱会,当时由于泰国局势不稳,与霉霉一度失之交臂。十年后,霉霉影响力进一步升级,泰国不愿再错失,多位国家官员向她公开喊话,“我们都期待着您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国家”。
而在霉霉新加坡巡演官宣后,泰国方面还在公开活动上“爆料”:新加坡向霉霉支付了每场高达300万美元(约200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费用,条件是她不能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演出。“如果早点得知,即使泰国政府补贴5亿泰铢(约1亿元人民币),也要将泰勒的演唱会抢到手。”
尽管这个数字被新加坡方面否认,但也显示出新加坡通过“钞能力”延揽“顶流”歌手举办演唱会的事实。这背后,则是其通过引进大型演唱会更新城市形象的期望。
据《泰晤士报》报道,自2000年以来,新加坡瞄准建设“亚洲活动和娱乐之都”的目标,积极寻求与各类艺术家和演唱会主办方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才令新加坡能以不到600万人的城市规模成为顶级艺人巡演的“必选项”。事实上,“时代巡演”也是由新加坡高官出面推动落地。
争夺亚洲娱乐“C位”
对新加坡来说,这场“霉霉争夺战”,不只是一笔“经济账”。
在问答网站Quora.com上,“无聊”是新加坡常被提及的一个标签。在“与东京、上海等城市相比,为什么新加坡这么无聊?”的提问下,有人细数新加坡宜居、安全、全龄友好等诸多优点,但仍然认为“缺乏激情”是其难以回避的短板。
英国学者Malcolm Foley等人曾撰文分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迅速工业化背后,是其国家体制和对勤奋工作、爱国主义等精神的强调。而随着财富不断积累,新加坡的注意力才开始从必需品转向休闲品、从工作转向消费和休闲。由此,寻找“娱乐空间”也进入国家和城市治理语境当中。
此时的新加坡,处于一种略显“割裂”的状态。
一方面,如Foley所说,创业经济愈加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文化又是创业氛围的重要内容,在新加坡发展创业经济的总体战略下,以活动重塑“有活力经济、高质量娱乐”的城市形象就变得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新加坡过去法规严格、秩序井然的传统形象仍然十分鲜明,并且占据主流位置。
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新加坡定下“亚洲活动和娱乐之都”目标,也意在摆脱“无聊”的旧有印象,变得“有趣”。
第一步是引进赛事,2008年举行的F1比赛被认为是新加坡进入“娱乐之都”竞争赛道的头炮;而后,麦当娜、Coldplay乐队等国际知名艺人的演唱会也成为新加坡争取的对象,以为这座高效、整洁、低税的城市“增加一点活力标签”。对于此次落地的“时代巡演”,新加坡政府也寄予打造“有趣、有活力目的地”城市品牌的厚望。
新加坡还进一步瞄准顶级资源。新加坡政府除大手笔推动演唱会落地外,2021年还从私营合作方手中取得国家体育馆运营权,以改变“举办活动的质量和体量与国家规划不符”的问题。
一个原因是,作为一座高度依赖外来人才的城市,新加坡面对的挑战不小。
放眼东亚、东南亚地区,以“娱乐”闻名的城市不在少数。《华尔街日报》曾报道指出,纵观新加坡的“对手”,中国香港有极致的港口风光、引人入胜的游艇和美食盛宴,泰国曼谷则拥有多姿多彩的街头文化。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本就吸引力十足,加之二者又是区域交通枢纽,形成两大流量聚集中心。
在此情形下,争夺亚洲娱乐“C位”,新加坡的最终目的是成为人口和各类经济要素聚集的中心。作为“亚洲活动和娱乐之都”目标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新加坡旅游局(STB)官网这样写道:
“发展旅游业不仅是增强新加坡国际活力之都的核心方式,以此吸引资金、商业和人才,还能提升和丰富本地居民的休闲生活,营造自豪感。”
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回到上海,顶级演唱会又意味着什么?
与新加坡相比,上海不缺“有趣”。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指出,近百年以来,上海逐渐形成特征明显的海派文化,其特色常被以创新、多元、悠闲、现代和前沿等词语形容,上海不仅对不同的观点、生活方式十分宽容,而且不排斥外来人、特别是国际人才。这一切造就了如今上海的活力四射和多元兼容。
仅就演艺经济来看,上海也存在明显的集聚优势。统计显示,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4月24日,上海久事集团旗下4个体育场馆,共举办60场次的售票演艺活动,吸引109万人次观影,其中跨城观演人数约65万人次,占比59.63%。
当然,上海市政府参事李安指出,与全国68%的平均水平相比,上海在举办顶级演出活动、放大演艺产业效能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017年,上海曾出台《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目标。其中一个具体发展方向是,鼓励国内外知名院团和艺术家将原创作品的全球首演、国内首演放在上海。
而眼下,当推动演唱会发展已成为全国城市的共同发展路径,在举办地“下沉”之外,被争夺的艺人也不断向国际“顶流”延伸。让更多国际演唱会在上海举行,也是丰富上海作为“亚洲演艺之都”多样性、提升全球化水平的重要方向。
更重要的是,对于上海而言,此举同样暗含提升城市形象的内涵,比照新加坡的操作思路,即向全球人才展现出更为开放的城市营商和生活环境。
事实上,上海也在以更为积极的姿态面向全球揽才。在今年3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龚正提出,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就没有国际“五个中心”(注: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上海,上海将放眼全球,延揽各类顶尖人才,加快构建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推动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再上新台阶。今年初,上海也在全国城市中较早成立人才工作局,通过机构改革推动人才发展。
而通过提升演唱会能级和规格,除了提升国际人才聚集的软性实力,也能推动硬性条件的优化。
如李安分析,上海落地顶级商演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除了要扩大场馆容量、增强交通安全等配套服务水平之外,也涉及解决相关演职人员和演出器材的签证、报关,以及入境观演游客落地签甚至免签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目前的上海来说,可能缺的不是一个“霉霉”,也不只是“霉霉经济学”,但面对新加坡等亚洲城市的竞争,理应争取先行先试、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才能更好实现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走向“五个中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