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丝路咽喉，文明交汇。自公元4世纪起，这里开始了10个朝代1000多年的开窟活动，形成了如今莫高窟735个洞窟、2000多身彩塑、4.5万平方米壁画的宏大规模。丰富的历史遗存，不仅照见中华文明的悠久深厚，更折射出多元文明荟萃的绚烂景象。如今，这里正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迈进。古老文化迸发新意，对外交往谱就新篇。
8月19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
文明互鉴
敦煌所指丰富，它是今天的县级小城，也是包罗万象的“人类敦煌”。而这，正因为“它不仅仅是敦煌”。
“敦煌保存了其他地方早已失传的中古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信息，又地处丝路咽喉。用敦煌的资料去研究丝绸之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比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说。
可以说，丝绸之路成就了敦煌。
公元前138年、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通道就此“凿空”。为经营西域，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最西端的敦煌，成为汉王朝向西的重要门户，西域通往中原的必经关口。
自此，敦煌逐步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汉、匈奴、鲜卑、回鹘等多民族在这里生活，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并存。
透过敦煌研究院馆藏文物，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敦煌这一文明交汇的路口：唐代的佛泥像、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西夏文的木活字、铜十字架，还有用古藏文、蒙古文、叙利亚文、婆罗米文等文字写成的各种文献……
最负盛名的敦煌飞天，就是文化交融的成果。
在古印度文化中，就有以“天龙八部”中乐神“乾达婆”为代表的天人、天女形象。随着佛教艺术的东传，飞天“飞”到了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仙人、仙女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飞天。
“随着艺术的发展，人们逐渐找到了使飞天腾飞的秘密，那就是要给它一个轻盈的身体，要有自然飘动的飘带或衣裙，于是飞天们也纷纷穿上了时装，飘带加长，短裙换成了长裙。这样一来就与印度飞天的面貌越来越远，而这正是飞天走向中国化的开始。”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
营建于西魏时期的莫高窟第285窟，则是多元文明融汇的集大成者。
抬头望向窟顶，一千多年前沿丝路古道而来的颜料青金石，历经沧桑仍然明丽夺目；一千多年前无名画工的妙笔生花，久经岁月依然流畅如飞。
在这座“万神殿”中，有佛、菩萨等佛教形象，有伏羲、女娲等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神灵，还有带有浓厚中亚、印度、波斯甚至希腊艺术印记的诸多形象。
“来自不同文明和各种艺术元素，在同一种信仰观念的感召下，汇聚在一起，最终造就了第285窟这一交融着多种文明神祇的艺术宝库。这也给予今天宝贵启示：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睦相处，共荣共存。”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说。
历史印记
1900年，王圆箓道士在莫高窟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一洞窟甬道有裂隙。破壁后，一个隐秘洞窟出现了。藏经洞就此石破天惊。
据不完全统计，这长宽各2米多、高约3米的方形窟室里，总共出土了敦煌遗书、绢画、法器等超过6万件文物。丰富宝藏让藏经洞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多数文物，流失到英、日等10余个国家的30多家公私收藏机构。
百余年间，几代中外学人探索不止。以藏经洞出土文物为重要研究资料的敦煌学，逐步成为“国际显学”。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这样总结藏经洞出土文献：一是，有独一无二的新资料。很多读书人的研究用书都是印刷的，很难见到写本，藏经洞里面大多是失传的写本，特别珍贵。二是，资料“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是古代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多方面的真实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
较之壁画彩塑，藏经洞出土文献更为艰深。除了宗教文献外，藏经洞还保存了经、史、子、集等经典，大量丝路各民族及地方文献，以及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拨开历史的迷雾，透过古人亲笔书写的墨痕，千百年前的历史现场与生活细节被一一点亮。
史书中投降匈奴的西汉名将李陵，出现在藏经洞出土的《李陵变文》中：李陵率五千士卒与匈奴苦战，拼尽全力后不得不投降。这份文献创作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书写者以怎样的心境讲出了这样的故事，留给人无穷的想象。
《归义军衙府酒破历》详细记录了从北宋时期213笔敦煌公务用酒的“流水账”。透过这份酒账单可管窥当时的社会图景：敦煌商旅不绝，与回鹘、于阗等官方交流不断；社会信仰佛教、祆教及自然崇拜，因此有各种“祭拜酒”“发愿酒”；民间活动也十分丰富，寒食节设酒，助葬亦有酒。
李白的《长干行》写道“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一词也由此而来。“敦煌文献中多次提到儿童骑竹马。如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九相观诗一本》中，描绘孩童‘竹马游闾巷，纸鹤戏云中’。可见这一游戏在古代十分普及。”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杨秀清说。
古今相通的细节，更让人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叹敦煌并不遥远。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来自藏经洞出土的唐宋时期离婚契约《放妻书》。藏经洞出土的唐代《全天星图》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星图”，描绘的1300多颗星星中就有人们熟悉的牵牛星和织女星……
科学保护
面对历经千年的宝藏，如何让它们走向下一个千年？答案便是，科技的力量。
行至莫高窟窟顶，远望鸣沙山沙脊连绵，眼前草方格连续不断。
风沙曾是莫高窟面临的最大威胁。在莫高窟藏经洞外的墙壁上，一条条划痕记录着百年前流沙涌进洞窟的历史。挖防沙沟、建阻沙木栅栏、利用化学方法固沙……半个多世纪来，保护工作者不断尝试新办法防治沙害。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国彬介绍，由高立式栅栏、窟顶植物固沙带、草方格沙障等构成的莫高窟治沙体系，有效减轻了风沙危害。如今，莫高窟窟前的年积沙量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3000立方米降至不足200立方米。
走进敦煌石窟监测中心，每个开放洞窟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客流量等数据，显示在一整面墙的大屏幕上。甚至几百公里内的降雨、洪水、风沙情况，也在大屏幕上实时更新。
这套预防性保护监测预警体系，依托在窟区范围内投放的600多个不同类型传感器，实现了莫高窟大环境、洞窟微环境、文物本体、崖体、游客承载量等数据的实时采集和交互分析。它在及时预警潜在风险的同时，为开展预防性保护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2020年底，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在敦煌研究院投运。
“实验室分为夏季仓、冬季仓和风雨仓，可模拟-30℃到60℃、10%至90%相对湿度的环境。”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博说，雨雪风霜是实验室的模拟对象。从莫高窟等地取来的土石将经受各种气象条件的考验，从而揭示石窟寺风化的奥秘，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从2013年读研时参与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到博士毕业后正式加入保护团队，张博已将十余年青春汇入千年莫高。“以前为了做环境模拟试验，需要在野外彻夜等雨、淋雨。如今，在实验室就能精准控制雨量，模拟自然环境的变化。相关试验结果，为预防性保护提供了参考。”
借助数字技术，古老敦煌变得妙趣横生。
置身莫高窟，拿起手机，身披丝带的九色鹿竟从壁画中“飞身而下”。摸摸它，乖巧的小鹿还会轻扭身体，与人互动。点开手机中的“数字藏经洞”，用户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洪辩高僧等8位历史人物进行互动。
走进“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佩戴好VR设备，“飞”起来看洞窟的梦想就能成真。高捧莲花的飞天、手敲连鼓的雷公、边飞行边降雨的雨神……众神触手可及。“数字扫描、三维重建等技术，实现了对第285窟的1：1还原。趣味互动，提升了游客敦煌之行的体验感。”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雷政广说。
拥抱世界
早在20世纪5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踏出国际化步伐，与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持续开展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则让自带国际基因的敦煌进一步拥抱世界。
近十年来，敦煌研究院专家多次前往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开展丝绸之路古遗址的考察和交流。
“立足敦煌看丝路。”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宋焰朋介绍，2017年以来，他们先后开设了“从巴米扬到敦煌”“阿旃陀与敦煌”“从波斯波利斯到敦煌”“从撒马尔罕到敦煌”等系列研究班，持续探究敦煌与丝绸之路的联系。相关研究不仅发现了不同文明数千年间的遥相呼应，更增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
从学术研究到更广阔的天地，敦煌的当代价值正在进一步拓展。
今年3月，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跨越时空的遇见——中国传统服饰国际时尚传播展演”之敦煌复原服饰展。身穿石榴裙、肩披帔巾、脚踏笏头履的“唐代女子”缓步徐行，仿佛穿越历史向人们走来。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代表，开放包容的敦煌文化更容易在法国人当中引起共鸣。”北京服装学院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执行主任崔岩说，希望海内外设计师能从敦煌服饰文化中汲取养料，助力全球时尚产业的丰富与发展。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东亚文化之都”活动、敦煌文化环球连线、“让世界走进河西走廊——外交官看中国甘肃行”等平台的搭建，让更多外国友人了解敦煌，在文化交流活动中沟通民心，让敦煌文化在全球广泛播撒。
“文明交流互鉴正是人类故事的核心。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独自存在。没有彼此，我们无法应对世界上的许多问题。”6月曾前往敦煌的约旦驻华大使胡萨姆·侯赛尼表示，交流丰富了敦煌的文化层次，莫高窟的壮丽正是中国对不同文明开放怀抱、积极交流和互动的结果，这是文明开放的宏伟典范。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丝绸之路沿线有大量土遗址、石窟寺等，对其的保护正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领域。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聚焦国际前沿和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大需求，以文化遗产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为使命，持续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