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深圳经济学者)
货币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现象之一,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货币,但是对货币如何产生了解甚少。萧清教授的《中国古代货币史》是公认的货币史名著,图文并茂、中规中矩地讲述了中华货币四千年来发展的历程。
最早的货币是实物,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距今约4.5万年至1万年。粮食、牲畜、布帛、工具、龟甲、兽角、珠玉等都曾充当过货币,其中作为货币的某种海贝流通了上千年时间。《中国古代货币史》介绍了货贝、布币和刀币等远古货币,但是没有解释当时货币的来源,以及形态上为何与现代有如此大的差别。
笔者遍查相关资料,认为以下说法颇为可信。在实物货币出现时,还没有国家和政府等现代概念,所以作为得到人们认可的“一般等价物”,必须具备大众都接受的“价值”和稀缺性。在旧石器晚期,人类主要依靠采集植物和渔猎维生,此外就以生存繁衍为要,因而存在生殖崇拜。贝还具有一定的辟邪、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成为当时最高贵的“信物”和极为贵重的装饰品。贝无一例外都生活在远离内陆的海洋中。中国最常见的是货贝,它生长在东海及南海地区,内陆并不容易得到,需要人携带到内陆或者交换到内陆,数量上的稀少也保证了贝的价值。
贝作为实物货币的应用大概在商代晚期出现。作为一般等价物,实物货币价值之锚是作信物(崇拜)或饰品(佩戴)和稀有性。而且这种贝坚硬耐磨,方便携带和保存,人们甚至用铜铸成海贝的样子,充当货贝使用。在进行商品交换时,即便实行以物易物的方式,也要先把各自的交换物折合成贝币来计算,其他早期的实物货币则逐渐被淘汰了。
到商代晚期,贝已成为财富的象征。西周的货贝也是来自东南沿海,通过商业往来、战争俘获和夷族的进贡等方式使其进入到中原地区。
夏商周很可能都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时期,农业生产不是统治阶级最关注的事情。后来,一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也用来充当等价物,开始具有了货币的职能。大约在商朝后期到西周时,在当时农耕经济最为发达的黄河中游地区,青铜农具——铲在交换中也开始充当一般等价物。西周以后,海贝作为货币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禁止用海贝作为正式的法定货币,海贝作为货币在中国历史上使用了两千多年。
随着青铜技术传入,金属逐渐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主要材料,在交换中逐步居于首要地位,由农具铲、工具刀等手工工具发展演变而来的青铜铸币被后人称作“布币”“刀币”。最开始铸造的布币和铲子的样子没有太大区别,也有装柄的銎,而且很厚重,后来逐渐减轻、变薄、变小,币身成为片状,更方便携带。
在燕国、赵国、齐国主要使用“刀币”,是因为燕赵在北方,以狩猎维生,当地人需要切肉剥皮,加工皮货。而齐国地处山东沿海地区,需要宰杀海产,并晒干保存。因此他们逐渐就以工具刀作为货币。那时铸造的刀币,大小和手掌接近,甚至有锋利的刀尖,开刃之后就能当作工具刀使用。
这类货币的价值是由工具的实用性决定的,某地对一种生产工具用得最多的话,这种生产工具就变成了该地区的货币。人们在交换时就将刀、铲等作为货币使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脱离了作为工具的实用功能,形体变小,少数还标有布币的面值,更接近现代的货币形态。
我国最早出现的法币是秦半两。秦始皇不仅对货币的质、量、形、用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集中了钱币的铸造权,严禁私人铸钱。这是货币历史的大转折,从此以后,货币的价值之锚与其本体价值开始脱钩,它的流通由国家的法律来维护,并强制其他类型的货币不得使用。
由国家独揽铸币权和发行权,早在秦惠文王二年已经有所尝试,当时王室就把钱币的铸造发行权掌握在手中了。发展到法币阶段的货币逐步与贵金属脱钩,其本身的价值变得无关紧要。由于只能使用这种货币,而且由法律强制在交易中必须用它,用于缴税,这样就确保了法币在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无法取代的地位。简言之,征税权是法币的基础,而采取何种形式是次要的。
生产交易过程离不开一般等价物,无论是采用实物货币还是法币,都是为了降低交易的成本,促进交易的达成。人们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货币,而是用其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使用货币的原因是知道交易对手愿意接受它。以物易物则缺乏这样的便利性。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流通中的货币不能少于生产交易和投资对其需求量,否则不仅会降低经济活力,而且供需失衡导致的通缩,相反则会导致通胀。
由于经济结构复杂多变,而且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都无法提前预测,经济活动所需的货币数量无法测算出来,而且还存在发行量与流通量不相等的问题,所以货币政策本身就构成了经济出现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单一货币导致的问题,在存在多种币制的情况下,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在中国古代,有过金属货币和纸币、两种或更多金属货币同时使用的情况,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货币泛滥问题,很多朝代采用的是铜铸钱,而且也多采用部分实物、部分货币的混合租税方式,缓解了对铸币金属的一部分需求,但是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