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深圳经济学者）
货币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现象之一，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货币，但是对货币如何产生了解甚少。萧清教授的《中国古代货币史》是公认的货币史名著，图文并茂、中规中矩地讲述了中华货币四千年来发展的历程。
最早的货币是实物，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距今约4.5万年至1万年。粮食、牲畜、布帛、工具、龟甲、兽角、珠玉等都曾充当过货币，其中作为货币的某种海贝流通了上千年时间。《中国古代货币史》介绍了货贝、布币和刀币等远古货币，但是没有解释当时货币的来源，以及形态上为何与现代有如此大的差别。
笔者遍查相关资料，认为以下说法颇为可信。在实物货币出现时，还没有国家和政府等现代概念，所以作为得到人们认可的“一般等价物”，必须具备大众都接受的“价值”和稀缺性。在旧石器晚期，人类主要依靠采集植物和渔猎维生，此外就以生存繁衍为要，因而存在生殖崇拜。贝还具有一定的辟邪、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成为当时最高贵的“信物”和极为贵重的装饰品。贝无一例外都生活在远离内陆的海洋中。中国最常见的是货贝，它生长在东海及南海地区，内陆并不容易得到，需要人携带到内陆或者交换到内陆，数量上的稀少也保证了贝的价值。
贝作为实物货币的应用大概在商代晚期出现。作为一般等价物，实物货币价值之锚是作信物（崇拜）或饰品（佩戴）和稀有性。而且这种贝坚硬耐磨，方便携带和保存，人们甚至用铜铸成海贝的样子，充当货贝使用。在进行商品交换时，即便实行以物易物的方式，也要先把各自的交换物折合成贝币来计算，其他早期的实物货币则逐渐被淘汰了。
到商代晚期，贝已成为财富的象征。西周的货贝也是来自东南沿海，通过商业往来、战争俘获和夷族的进贡等方式使其进入到中原地区。
夏商周很可能都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时期，农业生产不是统治阶级最关注的事情。后来，一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也用来充当等价物，开始具有了货币的职能。大约在商朝后期到西周时，在当时农耕经济最为发达的黄河中游地区，青铜农具——铲在交换中也开始充当一般等价物。西周以后，海贝作为货币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禁止用海贝作为正式的法定货币，海贝作为货币在中国历史上使用了两千多年。
随着青铜技术传入，金属逐渐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主要材料，在交换中逐步居于首要地位，由农具铲、工具刀等手工工具发展演变而来的青铜铸币被后人称作“布币”“刀币”。最开始铸造的布币和铲子的样子没有太大区别，也有装柄的銎，而且很厚重，后来逐渐减轻、变薄、变小，币身成为片状，更方便携带。
在燕国、赵国、齐国主要使用“刀币”，是因为燕赵在北方，以狩猎维生，当地人需要切肉剥皮，加工皮货。而齐国地处山东沿海地区，需要宰杀海产，并晒干保存。因此他们逐渐就以工具刀作为货币。那时铸造的刀币，大小和手掌接近，甚至有锋利的刀尖，开刃之后就能当作工具刀使用。
这类货币的价值是由工具的实用性决定的，某地对一种生产工具用得最多的话，这种生产工具就变成了该地区的货币。人们在交换时就将刀、铲等作为货币使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脱离了作为工具的实用功能，形体变小，少数还标有布币的面值，更接近现代的货币形态。
我国最早出现的法币是秦半两。秦始皇不仅对货币的质、量、形、用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集中了钱币的铸造权，严禁私人铸钱。这是货币历史的大转折，从此以后，货币的价值之锚与其本体价值开始脱钩，它的流通由国家的法律来维护，并强制其他类型的货币不得使用。
由国家独揽铸币权和发行权，早在秦惠文王二年已经有所尝试，当时王室就把钱币的铸造发行权掌握在手中了。发展到法币阶段的货币逐步与贵金属脱钩，其本身的价值变得无关紧要。由于只能使用这种货币，而且由法律强制在交易中必须用它，用于缴税，这样就确保了法币在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无法取代的地位。简言之，征税权是法币的基础，而采取何种形式是次要的。
生产交易过程离不开一般等价物，无论是采用实物货币还是法币，都是为了降低交易的成本，促进交易的达成。人们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货币，而是用其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使用货币的原因是知道交易对手愿意接受它。以物易物则缺乏这样的便利性。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流通中的货币不能少于生产交易和投资对其需求量，否则不仅会降低经济活力，而且供需失衡导致的通缩，相反则会导致通胀。
由于经济结构复杂多变，而且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都无法提前预测，经济活动所需的货币数量无法测算出来，而且还存在发行量与流通量不相等的问题，所以货币政策本身就构成了经济出现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单一货币导致的问题，在存在多种币制的情况下，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在中国古代，有过金属货币和纸币、两种或更多金属货币同时使用的情况，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货币泛滥问题，很多朝代采用的是铜铸钱，而且也多采用部分实物、部分货币的混合租税方式，缓解了对铸币金属的一部分需求，但是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