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在要求。持续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是当前宏观经济的工作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研究员吴亚平日前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首先要从源头上规范政府投融资行为、做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而做好源头管理工作，则要从优化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提高投资效益等方面着手。

　　从源头上防范新增债务风险

　　中央要求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

　　吴亚平认为，要用系统观念看待地方债务的防范化解问题。“一揽子化解方案”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化债方案的系统性，体现了系统观念。其中涉及了从源头上防范新增地方债务风险，这一工作和投资项目本身的风险防控关联更紧密。

　　整体而言，一些地方债务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投资过度、政府投资能力又不足，特别是项目效益不如预期，难以偿还债务。从防范风险的角度看，如果债务风险在源头得不到有效控制，后面的化债工作就会非常被动，还有可能因此产生新的债务问题。因此，地方债务风险一定要从源头去防控。无论是重点化债的12个省份，还是另外19个省份的债务高风险地区，要更多地从风险防范的角度管理好债务问题的源头。

　　中央政府从源头上强化对重点化债地区特别是高风险地区的投资监管，不是要限制这些地方政府原本不足的投资能力和合理的投资需求特别是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保安全等工程建设需要，而是防止其投资过度特别是违法违规融资开展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建设。

　　实践中，如果债务扩张用于无效益的投资，则从供给侧也不会带来地方经济的“增量效应”。建议加强部门协调协同，进一步加强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等政策措施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影响的一致性评估。

　　着力提高政府投资效益

　　吴亚平分析说，债务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投资效益不佳。总体而言，从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目前总体上已属于公共领域投资的高强度阶段，与十年前相比有很大区别。十年前甚至更早时，找到好收益的公共项目相对比较容易。而当前找到好收益，特别是有较好投资回报的项目，难度大幅提高。

　　他也强调，当前潜在投资需求很大，特别是在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和保安全等领域。各地区要努力做好的是，把有限的政府投资真正用在有需求、有效益的投资项目上。

　　他表示，从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的角度，以及从地方政府投融资工作的角度，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其一，要用市场眼光、商业眼光来谋划项目。即使需要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如果优化建设方案，也可能会发现其中潜在的商业模式。例如，城市、旅游景区的公共厕所，有可能做广告甚至设置冠名权。如果还完全依靠政府投资，运营维护资金依靠财政支出，那就是过时的思维。又如，对于有商业模式支撑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分层设置国有土地使用权，既适度开展经营性开发并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来抵押融资，又反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和运营。其二，要做好项目可行性论证。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融资平台公司，包括一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如果能真正做好可行性论证工作而不是仅满足行政审批要求的“可批性研究”，那么对于扩大有效益投资会有所帮助。

　　为提高项目可行性研究水平，从源头上防范项目投资风险，助推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建议地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一是深入研究项目是否存在真实需求及需求可靠性；二是对于需求可靠性高的项目，进一步研究项目的商业模式和投资回报机制，再考虑是否有必要政府投资或融资支持以及投融资支持方式，努力从源头上降低政府投资负担，也为社会资本包括民营企业让渡或创造投资机会；三是坚持结果导向，研究制定项目运营方案包括运营维护资金来源，保障项目运营可行性；四是加强项目风险可控性研究，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防控工作。如果能做好最微观的项目层面工作，做好最基础的项目需求可靠性、建设必要性、建设方案可行性和投资风险可控性等事情，那么宏观上投资效益会有所改善，地方债务风险也容易防控。

　　他认为，无论是“化债”还是“防债”，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要扎实做好统筹存量和增量工作。在产业领域，要以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为重要抓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存量资产的效率和效益，也助推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增长。在基础设施领域，积极推进存量项目资产证券化，包括实施ABS和公募REITs等金融工具以及特许经营/PPP模式，都是统筹推进存量和增量工作的重要抓手。仅就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而言，无论是地方政府自身显性债务、隐性债务，还是地方融资平台的经营性债务，盘活存量资产，无疑也是一条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