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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09-01 06:36:50 股吧网页版
思想者 | 李伟:中国经济新动能如何强化提升?二十届三中全会指明重点方向
来源:上观新闻

  【编者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战略擘画,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的改革方略,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篇章。改革开放为什么是“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李伟研究员看来,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动能支撑上。他认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国经济新动能大致可分为奠定基础、培育形成、强化提升三个阶段。以下是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为什么是“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动能支撑上。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突破不同发展阶段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与阶段性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动能支撑,在动能转变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演进升级,是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发展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经验和发展逻辑。

  中国经济新动能进入强化提升新阶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国经济新动能大致可分为奠定基础、培育形成、强化提升三个阶段。其中,强化提升是当下正在经历的发展阶段。

  1、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高速增长动能支撑,是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发展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市场机制推动资源要素流入符合比较优势、具有更高效率的领域。发挥要素优势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低成本外向型产业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形成了体现中国比较优势的高速增长动能支撑,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快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达到10%以上,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2、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新动能培育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中国进入新兴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中等收入阶段,这是一个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后,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由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过渡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端要素优化配置和优势提升,激发了各种类型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中国经济新动能开始培育形成。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重点,在高端产业、高端产品和高端产业链环节发展中,实现质量提升、效率提升和结构升级的中国经济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3、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阶段,需要从中高收入阶段迈进发达国家行列,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在蓬勃发展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确立发展优势,占据主动地位;需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形成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模式;需要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前沿新兴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新的发展目标,需要推动中国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需要在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高水平的新动能支撑。

  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创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改革开放新篇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一系列改革部署,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绿色创新,推动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打通阻碍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堵点卡点,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为中国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条件支撑。

  中国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的重点方向

  中国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包括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形成新产业、新模式,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提升发展优势、推动产业前沿发展,最新创新成果融入传统产业的新兴化发展等多条路径。因此,在中国产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都需要形成明确的发展方向,从产业体系层面推动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强化提升。

  1、以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应用,推动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提升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光伏产品等产业已经形成国际领先优势,在国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比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全球75%以上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在锂电池市场需求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领域,全球前十大制造商中有六家来自中国;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已连续15年位居全球首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在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应用中率先突破,进一步提升发展优势,强化领先地位,引领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强化提升。

  上述优势产业都是颠覆性和原创性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应用快速发展的领域,是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推动发展优势转变的前沿领域。中国在这些领域提升发展优势的关键,就是在主导新的竞争优势的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中率先突破,有效推动产业化应用,以关键技术迭代升级的创新优势,支撑产业链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进一步提升国际领先地位。比如,中国新能源汽车需要在从电动化向智能化转型中,尽快突破在自动驾驶AI训练芯片等高端芯片上的发展限制。中国需要进一步积极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强技术创新和换道技术布局,不断巩固和扩大发展优势。

  2、以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能力,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前沿竞争中确立领先优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成功实现产业化的新兴领域,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各国经济发展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和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初步形成发展优势,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强化提升,需要新兴产业在前沿竞争中确立领先优势。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从20世纪50年代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出现开始,先后掀起了10次产业前沿重大突破,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晶体管/集成电路,60年代的大型机,70年代的PC机,80年代的企业软件和数字通信,90年代的互联网,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云计算/SaaS和智能手机,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中国已经初步形成新兴产业的前沿竞争能力。

  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强化提升,需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进一步强化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能力,在快速迭代的产业前沿竞争中,形成先发优势,确立领先地位。在新兴产业前沿竞争最激烈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要在语言大模型到多模态大模型的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前沿演变中,进一步强化视觉、听觉、具身、行动等其他通用智能大模型中的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中国在大模型和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发展优势;需要在代表具身智能发展水平的人形机器人前沿发展中,发挥中国的高端制造优势和产业链配套优势,在人形机器人产业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需要发挥我国海量多元数据、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等独特优势,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中率先创新突破,确立国际先发优势。

  3、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前沿技术融入传统产业实现新兴化发展

  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80%,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最新技术创新成果融入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的重要方向。

  在高端化发展方面,传统产业精密制造能力和精益制造能力向高端升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高精度的材料及零部件。在智能化升级方面,通过大力推进企业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化方式推动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提升生产效率;人工智能将在工业质检、供应链管理、设备故障诊断、工业远程控制、预测性维护、资源计划调度、产品设计等业务环节和场景发挥更大作用;工业大脑、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典型场景都是推动智能化转型的重要方向。在绿色化转型方面,绿色低碳技术和智能化技术融合,推动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纸、纺织印染等行业的绿色化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双碳”目标快速实现。

  4、加快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突破,前瞻谋划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是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集中爆发的新兴领域,虽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未来产业的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还处于逐步成熟的过程中,产业成长不确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长,但是未来产业的重大突破,将会对产业形态、产业体系和技术经济范式带来重要影响,是决定未来竞争优势更替的关键领域。中国需要把握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方向,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方向,聚焦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元宇宙、下一代互联网、6G、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深海空天开发等领域,积极推动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标志性产品,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在未来产业国际竞争中形成先发优势,占据主动地位。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

  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人才发展体制、金融体制、开放体制等领域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更深层次优化了政府与市场、科技与产业、自立自强与开放发展等关系,从体制机制创新层面,为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提供了关键支撑。

  1、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新动能强化提升提供了要素支撑和市场主体保障

  市场与政府关系改革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颠覆性前沿性技术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既需要市场机制优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也需要新型举国体制在重点领域集中配置要素资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形成市场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的更高水平协同,以更高效、更优化的资源配置,支撑颠覆性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鼓励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内外资企业在开放、公平环境下有效竞争,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以要素市场改革提高资源流动性与要素配置效率,释放市场潜力。支撑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资本、技术、知识、信息、数据等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决定要素价格、要素贡献由市场评价等要素市场改革,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互动,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激发要素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对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提供了体制机制层面的关键支撑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优化新赛道新动能领域市场准入环境,适当放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生物制造、深海深空等新领域市场准入,是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突破。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为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机制支撑。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等改革举措,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颠覆性和前沿性创新能力,加快形成自立自强的发展优势,以数字经济领域的前沿突破,支撑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强化提升。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中国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中占据重要地位,完善有利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新型举国体制,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为在国际竞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政策保障。

  3、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推动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提供了系统整体的制度机制保障

  教育综合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等改革举措,将建立和完善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与颠覆性前沿性技术创新有效对接的体制机制,系统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等方面的科技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形成和优化有利于抢占世界科技前沿的原创技术激发机制。

  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为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应用提供了重要激励和制度保障,将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力。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将进一步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相互支撑的创新生态系统,为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提供金融、人才等方面的重要支撑。

  4、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中国经济新动能强化提升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强化提升,需要在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中实现。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需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率先创新突破,确立国际领先优势;新动能的强化提升,需要在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中,充分释放发展潜能。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改革,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和平衡的国际贸易体系,为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强化提升创造更为有利的制度条件和国际市场环境。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改革举措,将推动中国在全球范围集聚创新资源,整合全球创新能力,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强化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际竞争优势。

  【思想者小传】

  李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产业经济学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研究员。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劳动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经济》常务副主编。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重大课题、上海市决策咨询重大课题、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等各类课题60余项。(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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